大卫.麦克米伦生于苏格兰，幼年移居美国，1973年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获得绘画硕士学位。同年，麦克米伦在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任职，教授绘画和油画。次年他获得一个开设摄影课程的机会，从此走上摄影教学之路。麦克米伦摄影作品的主题为自然与文化的关系。1994年他前往乌克兰切尔诺贝利，似乎找到了最佳地点来表述他所关注的主题。至今他已15次重返切尔诺贝利进行摄影创作。

"切尔诺贝利虽然有一定的新闻价值，但那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对我来说，那是个与世隔绝的场所，我可以随意进出，随意拍照，不会有人打扰或是赶我走。"——大卫.麦克米伦

摄影师访谈

Ho Tam：你是如何成为一名摄影艺术家的？

麦克米伦：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自己究竟想做什么。我家境一般，家里也没有像样的艺术品，只是挂了几幅很小的苏格兰风景油画。有一次我和女友去加利福尼亚的海滩，她游到很远的地方，我去救她却差点把自己淹死。那可是太平洋！那时我们住在她表妹家，房间里有一些油画，我觉得非常不错，心想能够以此为生的生活该是多么美好。我以前就经常画画，我的物理老师也曾鼓励我去艺术界闯荡——因为我对物理提不起兴趣，却喜欢画那些仪器。就这样，我决定试试搞艺术，最后获得了绘画硕士学位。差点被淹死的那次经历使我认识到人生苦短，我不愿一辈子从事我不喜欢的事而终此一生。我很清楚地意识到，应该做一些有趣的事情，而你知道，搞艺术，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尽管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该走什么样的路，这对我可是个觉悟。如果你自己对所做的事都不感兴趣，那就只能怪自己了，因为一切都由你自己决定。

Daivid Mcmillan《Blue Shelves》2002

Ho Tam：你是如何从绘画转行到摄影的呢？

麦克米伦：我最初用照相机是出于绘画的需要，为了表现所画对象的细节，我必须把它拍下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学校并没有开设摄影课程，摄影不是个可供选择的对象。那时如果你真心想从事艺术，你会搞油画或雕塑。很长时间之后我才意识到，摄影也是艺术之道，我的思维更接近于摄影家，而不是画家。20世纪70年代摄影还是个新生事物，美术馆里没有摄影作品的容身之地。最初我用黑白胶片拍摄，1977、1978年开始尝试彩色胶片，一下子便爱上了它，从此只用彩色，再没用过黑白的。

Daivid Mcmillan《hospital lobby》2007

“13年前我第一次来时，这里一片空旷，寸草不生，现在却是郁郁葱葱，甚至有了狗和野猪这些动物的身影。这很令人吃惊，原本我以为这里的一切了无生气，不会再有生命了。最初我打算拍风景照，但光线太强，我不喜欢，于是就走进了建筑物里面，发现别有洞天。”

Ho Tam：能否谈谈你创作的主题？

麦克米伦： 我有几个不同的创作主题，去了切尔诺贝利之后，我的主题在某种意义上变得更加清晰明了。其中一个主题就是事物的变化无常以及时间如何改变了它们。我对自然与文化是如何蹩脚地融合在一起很感兴趣。我拍摄的对象不仅仅是山川，还有山上的建筑、人和移动住宅，吸引我的是自然和文化的混合物。切尔诺贝利是个典型的地方，文化弃之而去，自然重占上风。然而，这一切却是文化——核污染和人类的过错导致的。切尔诺贝利完美诠释了我们与自然的尴尬关系。最初人类的生活方式极其简单，现在却非常复杂，于是复杂导致了灾难。

Daivid Mcmillan《Boat》1998

Ho Tam：能否描绘一下你的创作过程？

麦克米伦： 自1994年，也就是切尔诺贝利核爆炸发生8年后起，我已15次造访那里。当时我在《哈波斯杂志》看到关于切尔诺贝利的一篇文章，引起了我的兴趣，想看看那里现在是什么样子。我原本只打算去一次，结果多年来却往返了数次。我试图记录下那里的变化，因为多次造访观察事物是如何发生变化的是件有趣的事情。近些年来，为重返那里拍摄进行准备成为了我的工作重点。我先回顾以往的创作，用1年左右的时间对下一次拍摄进行思考，然后用7到10天的时间实际准备，希望到时能全神贯注，保持警觉，将一切细微的变化尽收眼底。当我到那儿的时候，就只是工作了。出发之前，我得背着所有装备在跑步机上锻炼，以保证我有足够的体力。可以想象，那里建筑物的楼梯破旧不堪，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攀爬是个极大的挑战。这不但需要充沛的体力，还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时刻寻找具有拍摄价值的场景。

Ho Tam：你的创作目标是什么？

麦克米伦：这很难用语言表述，或许是视觉和严肃主题的复合体吧。一方面是色彩和画面——我希望将所看到的一切呈现出来；另一方面，我们将看到的事物在头脑中解码，把它们理解为某种含义。当我在照片中表现出未被人们注意到的事物之间各种层次的交错关系，比如建筑的几何造型与攀爬其上的藤蔓，就创造出了一种美妙优雅的自然之美。如果拍摄仅仅是为了制作记录片那很容易，但我想拍出有生命力的照片。有些照片可以兼具这两种特质：既有记录价值又有生命力。真正的考验在于照片冲印出来之后我是否想一遍又一遍地欣赏它。若是如此，那便是成功之作，因为这意味着它蕴含一种使我愉悦的东西，而并非只有肤浅的表象。主题与形式之间需要一种平衡。照片本身是一个承载色彩和物像的平面，至于其意义则在于观者如何理解。如果我拍出一张照片，它能够引起我自己的浓厚兴趣，这就足够了。我做这一切都为了自己，这是一种奢华的享受。我不需要把它卖掉，也不必取悦别人，我想不出比这更好的事情了。

Daivid Mcmillan《Shipelecki school》1995

“普里皮亚季曾被称为前苏联最理想的城市之一。第一期公寓建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时核电厂仍在建设中，至事故发生时它已是45,000人的家。那曾是一个完善的现代化城市，拥有学校、商店、医院以及文化娱乐设施，如今却变成了一个无法居住的空城。”

Ho Tam：你在创作中有准则吗？

麦克米伦：我只愿相信前方是美好的。有时候我觉得没人对我的创作感兴趣。尽管你为自己而创作，但还是希望能有志同道合的人欣赏你的作品。你要让自己相信，有朝一日你可能无意中遇到某个景象，看到绝妙的拍摄对象，光线恰到好处，相机摆放适得其位，然后就拍出了令你满意的照片。你必须相信自己。

Daivid Mcmillan《Rehab Pool》1998

“切尔诺贝利虽然有一定的新闻价值，但那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对我来说，那是个与世隔绝的场所，我可以随意进出，随意拍照，不会有人打扰或是赶我走。我的大多数照片摄于普里比亚特——那个被废弃的城市，我的向导把我留在那里任我发挥，然后在约定时间会面。”

Ho Tam：你认为什么是好的照片？

麦克米伦：条条大路通罗马，作为老师我一直信奉这个原则。我有一大批学生，各有各的点子。我以前见过一个老师告诉他的学生不能画花的静物，因为那太老套了，然而有时你会看到一幅出类拔萃的花的静物画作，赏心悦目而富有新意。因此一切皆有可能，就看你怎么做了。没有一个绝对的准则可以定义什么是好照片。你可以作出定义，随即又可能被否定。只有当看到某幅照片的时候我才能予以评论。

Ho Tam：你希望在照片中看到什么？

麦克米伦：我对于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抱有开放的心态，但只有看到后我才能具体判断。当然，我更喜欢符合我兴趣或感觉的作品，但我对其它风格的作品也有好奇心。相比那些主观构建事物的艺术家，我更欣赏能从平凡世界中发现不平凡之处的艺术家，随着时间流逝，前者的作品就变得不那么有趣了。我看了很多照片，也做了一些研究，发现一些作品并不能在※※上持久流传。相反，能够流传下来的作品则来自于这样一批摄影家，他们看到了世界，对所见之物做出了回应，而非凭空构造某些东西。这就如同在文学领域，最好的作家不是科幻小说家，而是能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家。

Daivid Mcmillan《Basketball》2007

“我的摄影器材很是沉重，一台大相机Pentax6X7、三脚架和几卷胶卷。我曾试着找人帮我搬器材，但他们让我分心，特别是不会说英语的人。他们想和我交流，我无法集中注意力。我不喜欢他们看着我拍摄。我是个慢节奏的人，独立做事才能做到最好，因此我喜欢单干。”

Ho Tam：是否有人对你的作品产生误解？

麦克米伦：对我来说“纪实摄影”是让我很头疼的一个名头。这是对我的轻视和贬低，好像在说我的作品不是艺术，而仅仅是站在某个地方，把人人都能看到的东西收入镜头之内。如果只就摄影结果来说，这的确是事实。但人们仅仅看到了显而易见的东西，却意识不到作品诞生于上千种抉择之后，或是色彩优雅，或是质感丰富，或是用光独到，这一切都是不可见的，隐藏在照片之后。“透明”这个术语常常用于我这样的摄影家身上——因为我们想要观者走进镜头前面的世界，而丝毫感觉不到摄影者的存在。有些摄影家想营造出朴素的原生态感觉，正是这种感觉误导了人们对艺术创作的看法，认为其中并没有多少艺术含量。我想，这是我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Ho Tam：“美”在你的作品中处于何种位置？

麦克米伦：我想作为一名艺术家，其本职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重新定义“美”，虽然这听起来有些肤浅。重新定义美就是以一般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发现美的存在。大多数人从我的摄影作品中只看到了悲伤和灾难——实际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因为人们不会告诉我。我能从我的作品中发现严肃的美感，不过可能没有人会从我本人的角度去看。艺术家就是得与自己的热情终生为伴，尽管大多数人都理解不了这种热情。

Daivid Mcmillan《View of NPP》1998-2007

Ho Tam：相比较其它的艺术形式，你认为摄影有何不同？

麦克米伦：我想作为一名艺术家，其本职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重新定义“美”，虽然这听起来有些肤浅。重新定义美就是以一般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发现美的存在。大多数人从我的摄影作品中只看到了悲伤和灾难——实际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因为人们不会告诉我。我能从我的作品中发现严肃的美感，不过可能没有人会从我本人的角度去看。艺术家就是得与自己的热情终生为伴，尽管大多数人都理解不了这种热情。

Ho Tam：你现在使用什么摄影器材？

麦克米伦：30年来我一直都用一部4X5相机。我还有个8X10相机，不过它太重了不方便携带。其它类型的相机我也有，但由于种种原因都不怎么用。我去切尔诺贝利的时候就带这两部相机（包括Pentax 6X7），还有三脚架、底片夹、几卷胶卷、测光表和定位仪。

粗比滴分析下:
摄影作品的生命力，一是指作品本身的生命力；
但这种生命力见仁见智不好说，且发表不了（或影响力不大）也不会被人关注。
所以，作品本身的生命力——是最为脆弱的，甚至一定程度，是虚拟的生命力。

作品的第二种生命力是，被机构选中，并发表。
机构的威力和影响力，是真实存在的；
它会将作品脆弱、虚拟的生命，放大，并将其变为真实存在。

麦克米伦凭借个人的勇敢用相机表现热点地区，表现手法是纪实+审美。
所以他很容易得到机构的赞助，并得到机构的影响力——以放大作品的，生命力【或魅力】。
窝们是非常不容易分辨——哪些是作品本身的生命力，哪些是机构放大、赋能的生命力。

还是爱引用梵高，梵高的作品没人买的时候，有生命力吗？
所以更重要的是，不要迎合别人，不要赶时髦，那不是生命力；
而是，要尊重强大的内心。
只有自己足够强大，生命力就跃然纸上，不用怀疑！
夕降东升 编辑于 2024-06-27 22:26

原来荒凉也可以是一种美

“我想拍出有生命力的照片。有些照片可以兼具这两种特质：既有记录价值又有生命力。”

为这话点赞。

很详细。

新闻类的图片。

大卫.麦克米伦 可不是这个体验。
他说：“相比那些主观构建事物的艺术家，我更欣赏能从平凡世界中发现不平凡之处的艺术家，随着时间流逝，前者的作品就变得不那么有趣了。我……发现一些作品并不能在※※上持久流传。相反，能够流传下来的作品则来自于这样一批摄影家，他们看到了世界，对所见之物做出了回应，而非凭空构造某些东西。这就如同在文学领域，最好的作家不是科幻小说家，而是能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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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诺贝利虽然有一定的新闻价值，但那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对我来说，那是个与世隔绝的场所，我可以随意进出，随意拍照，不会有人打扰或是赶我走。"——大卫.麦克米伦

确实，他找到了一个审美价值与新闻价值相交的一个点。

萧沉讲中国过去的纪实作品，现在看起来都是新闻报道。事实上新闻作品与纪实片的界线是有些许模糊的，特别是拍热点的作品，很容易就拍成了新闻片子。大卫-麦克米伦也是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且很好的把握了界线。

大卫-麦克米伦把片子拍的很美，美丽的夕阳，满天霞彩，自由飘荡的白云，色彩斑烂的植物，一切的美好，更彰显出灾难带给人们的苦痛。

我们看着构图严谨的画面，一切都还在，历历在目，犹如昨天，可一切又都变了，变成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一个不可再触碰的世界，那怕多呆一会。

这地方一般人不敢进。

这照片的调子确实跟现在的这个国家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