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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笔]关于蔡锷
　　作者：梁由之

　　??一.开头的话
　　据曾副总理培炎同志某次讲话精神，当今正处在华夏※※上的第四大盛世之中，而且还是超迈前古的，是盛中之盛。闻此特大喜讯，凡我炎黄子孙，无不欢欣鼓舞，倍感自豪。梁某自然也不例外。藐予小子，恭逢其盛，真是何幸如之。
　　但也不是没有一丝遗憾。俗话说：乱世出英雄。忝为男儿，从小倾心军旅之事，对刀光剑影、逐鹿中原，无限神往。形势比人强。正当壮岁，忽焉盛世已至。看来，只能满足于纸上谈兵啦。在下就姑妄言之，谈谈军人军事。请大家教正。
　　纵观中国※※，倒颇有点象陈寅恪说的“退化论”。春秋战国时期，秦汉之际，三国鼎立，隋唐更代：这些前古中古时代，华夏民族踔厉风发，人才辈出，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正剧，让人目不暇接，心旷神怡。赵宋一代，文化昌明空前，军威国力却一直萎靡不振。作为唯一不让前贤的杰出军人，岳飞还被性无能的※※和千古神奸的宰相合谋杀害。朱明开国，徐达、常遇春们的对手太过一般。明末，能提起的军人只有李定国和郑成功，他们都壮志未酬----不过国姓爷※※※※，非同小可，功在千秋。我是不会把多尔衮之流视为中国人的，他们自己也是如此。及至清末民初，那些纠纠武夫，就更是等而下之，大多都是提不上桌面的垃圾。
　　※※军人，梁某独服蔡公松坡。
　　二.英雄身世
　　虽有“英雄莫问出身”一说，但我们中国人的习惯，还是喜欢从头说起。这样其实也不错。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宝庆(今邵阳）人，1882年12月18日出生。父蔡正陵，农民，兼做裁缝。母王氏。家世寒微。
　　松坡从小颖悟，聪明过人。6岁读书，13岁即考中秀才，一方传为佳话。15岁在2000名青年材俊（仅招收40名）中脱颖而出，考入设立于省会长沙的时务学堂。这对他的一生具有决定性影响：就在这里，他认识了梁启超。
　　湖南虽处内陆，原本闭塞保守。却因出了个曾文正公，开了一代风气，人才鼎盛，思想开明。戊戌变法时，湖南巡抚陈宝箴（曾氏门生故吏，寅恪先生祖父）是方面大员中唯一公开支持维新者。时务学堂，由其子陈三立协同谭嗣同、黄遵宪、熊希龄、唐才常、皮锡瑞等精英合力开办的，旨在培养维新人材。学堂的中文总教习，就是年方24岁，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一代天骄梁启超。
　　时务学堂开办之后，两年间共招考三次，录学生200余名。蔡锷是同学中年龄最小的，所谓“白帽轻衫最少年”。成绩却很出色，与李炳寰、林圭并称为三大高材生。梁启超对他特别赏识，勤加扶掖点拨，师弟之间建立了历久弥坚、终身不逾的深厚感情。
　　戊戌政变发生后，陈宝箴去职，时务学堂被停办。松坡先后到武汉、上海、日本，辗转求学。1900年回国参加唐才常在武汉组织的自立军反清起义，事泄失败，师友多人遇难。松坡幸免，但受到强烈刺激，乃改艮寅为锷；更不顾梁启超等人的反对，下决心投笔从戎。次年再去日本，改学※※。
　　1904年10月，以优异成绩在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与蒋方震、张孝准并称“中国士官三杰”。冬天，回国服务，各方竞相争聘。那时的“海龟”，好象比于今远为稀缺，也更加走俏。
　　回国后，蔡锷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担任军职，备受各方政要器重。
　　1906年，清廷在河南举行新军秋操※※，作为军界新锐，松坡奉令观操，并充任※※评判官。就在这时，他第一次见到※※※。这两个大佬的恩怨情仇，耐人寻味，活脱脱一对生死冤家。
　　1911年夏天，在云南编撰出版重要军事著作《曾胡治兵语录》。7月，云贵总督李经羲奏准朝廷任命蔡锷为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这是一个非常及时的任命：10月10日，辛亥武昌首义爆发。
　　10月30日夜，昆明重九起义爆发。次日，昆明※※。11月1日，起义官兵组成“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众望所归，被推举为云南都督。时年二十九岁。
　　1912年元旦，中华※※建立。第二年10月，松坡奉调到北京，在※※※※担任多项职务。当时，他对袁氏持理解、支持态度，试图帮助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厉行统一和建设，反对孙中山动辄兴兵。又主张军人的“不党主义”。期间，与恩师梁启超过从甚密。
　　1915年下半年，袁项城利令智昏，帝制自为的狼子野心渐露。对松坡，则一方面密加防范，一方面多方羁縻。他对左右亲信说：“此人之精悍，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松坡已看穿此公的鬼蜮伎俩，不为所动，另有盘算。但他是一个智深勇沉、劲气内敛的人，虚与委蛇，不动声色。
　　12月12日，※※※接受帝位。19日，蔡锷摆脱监视，历尽艰辛，间关万里，抵达旧治昆明，与云南督军唐继尧等决策反袁，先礼后兵。先通电归劝。但袁氏泥足已深，不肯回头。25日，蔡锷、唐继尧等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武装讨袁。护国战争爆发。
　　1916年1月，蔡锷率军出征四川，与袁军进行坚苦卓绝的战斗。※※※人心丧尽，内外交困，做了83天可怜巴巴过干瘾的关门皇帝后，于该年6月6日一命呜呼。次日，黎元洪就任大※※。中华※※国体得以保持，护国战争胜利。※※※※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
　　但松坡因患当时还属不治之症的喉结核，又戎马倥偬，尽瘁国事，已经病体难支。视事未久，就向※※※※请假治病。8月9日，离开成都沿江东下，两袖清风出夔门。月底到上海，随即东渡日本，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治疗。
　　1916年11月8日，再造共和的一代伟男蔡公松坡在日本逝世。时年三十四岁!
　　临终前，口授遗电，由好友蒋方震、石陶钧记录代呈※※※※：
　　1.愿我人民、※※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
　　2.意见多由于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
　　3.在川阵亡将士及出力人员，恳饰罗、戴两君（指在四川分别代理其职务的罗佩金、戴戡二人）核实呈请恤奖，以昭激励；
　　4.锷以短命，未克尽力※※，应行薄葬。
　　数年前，有朋友出书，名之曰《常常感动》。我很不以为然，觉得太过小资。起码如我辈，是很难被什么东东感动啦。但也不是没有例外：比如松坡遗嘱。不怕各位见笑，追念前贤，对照现实，在下尝为之感慨以至于有泪盈睫。
　　不由想起一个关于林总的典故。
　　叶群在延安生下豆豆后，奶水不够，小孩常常哭闹。她让※※想办法去弄点奶粉，林总老是不吭声。有一次小孩哭得厉害，叶群也哭了，再次要林总想办法。林总说，没有办法。叶群说，怎么会呢？你是115师师长，又是抗大校长兼政委，跟主席关系又好，这点小事，会没有办法？我看见不少官比你小的人都可以弄到的。林总又不吭声。叶群跟孩子一起哭闹。林总站起来，淡淡地说了一句：人和人不一样。叶群受到触动，也就不吭声了。
　　是的，人和人不一样。有时比人与动物的差别还大。
　　但是，真正的国之精英，又是何其相似乃尔!
　　三.平生功业
　　奇才盖世又一辈子不合时宜的苏东坡曾自嘲：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一生何等事功。可他说，自己一生也就做了两件事：驱蒋；发动※※。倒刚好是一破一立。
　　蔡锷短暂的一生，建树非凡。举凡政治体制、□□□□研究、※※※※、治军思想、诗词对联……可述者甚多。
　　但最为壮伟的功业，无疑是以下两端：其一，领导昆明辛亥重九起义，※※云南；其二，拒绝一切利诱，克服无数险阻，冒死犯难，发动领导护国运动，并亲冒矢石，以重病之身在第一线指挥作战，终于挫败了神奸巨蠹※※※，粉碎了洪宪皇帝梦，让千年帝制从此成为※※，再造共和，为国民争得了人格，使※※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这些，大家应是耳熟能详，无须在下细说。梁某只挑一个刚好与松坡平生这两件大事存在某种因果关系，极见此公眼力手段，又不大为人所知、所注意的轶事，作为注脚。以见事所必至，理有固然。
　　1913年，时任云南都督的蔡锷将调到※※※※任职。云南带兵将领谢汝翼、李鸿祥等，都对即将出现的遗缺很感兴趣，跃跃欲试。但蔡锷另有想法。他保荐时任贵州都督的唐继尧回滇继任。贵州“改土归流”之后才设立行省，地狭民穷，一切惟云南马首是瞻。当时又流行本省人治理本省的说法和做法，唐、谢、李都是重九起义的中坚分子，又都是云南人。以小易大，衣锦还乡，唐继尧当然喜出望外。可谢、李就不乐意了。李鸿祥更是向松坡力争，说：唐已外任，就象已经出嫁的姑娘，应该向外谋求发展，不宜再回娘家争权夺利。松坡知人甚深，不为所动，并作好相应安排。结果，唐继尧顺利出任云南都督，贵州都督亦由与蔡、唐有深厚渊源的刘显世(黔人)继任。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唐继尧对松坡不能不有极为深刻的感恩知己之感。袁氏老奸巨猾，树大根深；试图改变国体、帝制自为时，气焰熏天，不可一世，似乎已有必成之势。唐继尧其时已获封开武将军，授一等侯，唐父兴高采烈，对袁氏感激涕零。唐尽可安富尊荣，南天独霸，为所欲为。但他弃之不顾，毅然决然兴兵护国；松坡逃离北京后辗转进入云南，毫不迟疑犹豫，足证蔡、唐二人是有着深厚的思想和感情的双重基础的。护国军兴，云南独立。贵州第一个相应。
　　松坡当年的棋子与伏笔，逐一发挥了作用。
　　松坡公忠体国，志向高远，深谋远虑，英华内敛，厚积薄发，事发必成。决非自我神圣欺世盗名眼高手低一事无成之徒可比。
　　四.特立独行
　　孙中山号称“国父”。国共两党或真或假都对他顶礼膜拜，固不待言。精明自负如※※，也不得不对孙维持一种表面上的礼貌。※※※的乱臣贼子如宋楚瑜，首访大陆，也跑去祭拜中山陵。真是盛矣隆矣，堂哉皇哉。
　　恕在下眼拙，我拿着放大镜翻了不少典籍，实在看不出孙氏何以能算是中华※※“国父”。换一个字，庆父，倒是差之不远，庶己近之。
　　作为※※人物，孙文自有其贡献和地位。但对此公，梁某实在不敢恭维。他是这样一种人：自以为真理在手，智珠在握，惟我独尊，予智予雄。任何人都不行，就我行。成功必自我出。为了一个虚幻的目标，不惜一切代价：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外交的……不顾实际，不恤国力，我行我素，乌烟瘴气。孙大炮的诨号，其来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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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史评论]关于张季鸾(一个人、一份报纸和一个时代)
　　作者：梁由之

　　??一.从何说起
　　现在的报纸很多。但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委实没有多少看头。我已经很少看报了。想起曾经象追星族一样追着读过多年的两份报纸，恍如隔世。
　　我指的是<<体坛周报>>和<<南方周末>>。
　　老读者应该都还记得<<体坛周报>>在上届世界杯前后卑劣下作进退失据的丑陋表现。让人倒足了胃口。从那以后我就没再买过这份报纸。
　　至于<<南方周末>>了，情形则更为复杂一些。自从宣传部官员※※出任主编，牢牢把握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逐渐把南周改造成为主旋律大合唱的一个声部，多年纠集的精华风流云散，每况愈下，一蹶不振，终至惨不忍睹。有心的读者仔细看看前期它煞费苦心为顾雏军预作的无罪辩护和对长虹管理层曲线收购化公为私的回护，再看看该报科龙和长虹的广告，就知道南周不光被政治奸污得苦，而且与资本也早已沆瀣一气，甚至已然不顾起码的体面。可叹的是，一些痴心的朋友还在盼望它能起死回生呢。
　　我曾买过南周十余年，一期不拉。后来是积习难除，偶尔买买。现在已是意兴索然，割袍断义。偶然在图书馆翻翻，常常也只是一声叹息。它完了。
　　唐人诗云：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深知南周不容易。所以我对它保留了足够的耐心和原宥。但这毕竟是有限度和底线的。眼下，我对它已无所期许。
　　曾经满腔热情地向一些亲友推介过它。甚至外出旅行，在车站、餐馆、酒店、商场……看到拿着或看着这份报纸的人，也没来由地多出一种亲切之感，觉得吾道不孤，深感快慰。
　　原来南周很俏，一般上市当天即可售完，有时还要交代熟悉的报亭预留。现在，它明显已成滞销品。有时看着报摊上脏兮兮的过期南周，心里真是五味俱全。
　　对我而言，两份曾经那么优秀、伴随本人度过许多美好或是寂寞时光的报纸都已经名存实亡。
　　现在，我们读什么呢，在表面嘈杂喧闹而实际上万马齐喑的无声的中国？
　　将来的预期似乎比较模糊。那么，不妨回过头来看看过去。
　　不由想起一个人、一份报纸和一个时代。
　　梁某认为：百年中国，1949年之前的<<大公报>>是最成功的报纸，张季鸾先生是最杰出的报人。(待续)
　　二.榆林张季子
　　张炽章，字季鸾，后以字行。祖籍陕西榆林，1888年3月20日生于山东邹平。父张楚林，少年时期蒙受总兵刘原基、知府蔡北槐赏识，弃武从文，考中进士，以知县分发山东。为报答知遇之恩，张楚林在家中设立刘、蔡二人牌位，令子孙后代不绝祭祀。这种知恩图报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张季鸾。他后来曾自述其基本人生观为“报恩主义：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我认为这是理解张与※※※关系的一把钥匙。
　　13岁时，少年张季鸾不幸丧父。历尽千辛万苦，与母亲扶柩回到榆林。先后在榆阳书院、宏道学堂就学，历受名师指导点拨，成绩优异，打下比较扎实的古文和史地基础。1904年到省会西安应试，深受学台(教育厅长)沈卫器重，并与其侄沈钧儒及于右任等订交。若干年后，张、沈、于等都成为※※名人。
　　1905年，经沈卫保举，选中官费留学日本。因办理母丧及学习日语，次年才得以成行，东渡扶桑。先入经纬学堂补习日语，不久升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经济学。业余主编陕籍留学生出版的<<夏声>>杂志，鼓吹革命。同时经常为国内报纸寄稿。
　　虽然思想激进，朋友亦多为同盟会人，且不乏要员；但张季鸾已经决心要走“新闻救国”、“言论报国”的道路。他又一直主张新闻工作者要超然于党派之外，才能保持客观公正；所以，他始终没有加入同盟会，以后也从未参加任何党派。可谓独具只眼，矫矫不群。
　　张在日本留学5年，好学深思，对日本的※※、政治、思想、文化，尤其是明治维新以后的变化，以及社会思潮、风俗人情，都作了决非浮泛的调查和研究。日文水平也相当之高。当时日本学者评价说：中国留学生中，日文写得流畅清丽的，首推张季鸾的论文和戴天仇(季陶)的书信、小品。1911年春，学成归国，出任辛亥革命前后很有影响的报纸上海<<民立报>>编辑。正式开始报人生涯。
　　1912年元旦，中华※※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张季鸾及时向<<民立报>>拍发新闻电，报道南京临时※※成立和大※※就职情况。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拍发的新闻专电。
　　此后十余年，辗转京、沪办报，历任多家报社总编辑。直声、文名天下皆知。但当时政治黑暗，经济落后，※※混战，民不聊生。新闻行业的外在环境甚为恶劣。张季鸾槃槃大才，一腔热血，仍无充分施展身手的舞台。其间还曾两度从政、两番入狱。
　　两番入狱就不去细说了。无非是坚持报人的情操和良知，揭露了反动※※和无耻政客的疮疤。这分别是※※※和段祺瑞时期的事。
　　两度从政，一是中华※※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虱时，由于右任推荐，出任※※府秘书，参与了<<临时大※※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后随孙中山去职。为期很短。
　　另一次是在1925年，经由时任河南军务督办的同乡好友胡景翼推荐，任命张为陇海铁路会办。这是当时数得上的肥缺。结果，他上任不到一个月，就拂袖而去。扬言：“不干这劳什子，还是当我的穷记者去！”诚如于右任后来作诗追念所云：“发愿终身作记者，春风吹动耐寒枝”。他随后去了天津。一时无固定工作，凭稿费维持生活。做了一段时间的第一代“自由撰稿人”。
　　鱼到南阳方得水，龙飞天外便为霖。
　　条件逐渐成熟。机会终于来临。
　　1926年春，天津<<大公报>>停刊。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这三位都曾留学东瀛的老友风云际会，情投意合，决定接办下来，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确定由吴出资5万元，改组为“新记”<<大公报>>，于9月1日复刊。吴鼎昌任社长，只负责采购白报纸，不过问具体社务。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主持编辑、言论工作。胡政之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总揽经营及人事大权。报社大政方针，三人商而后行；有分歧时，少数服从多数；各各不同时，以张先生意见为准。为保持独立性，拒绝接受外股投资，打算情况最坏也不过将5万元钱陪光了事。为此明确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三位先生各擅胜场。他们合作的决心、诚意和效率令后人惊叹和惭愧。
　　当时国内形势也正在发生变化。国民革命军已经出师北伐。
　　正是由于主客观各方面条件的契合，才成就了百年中国最成功的报纸：“新记”<<大公报>>；以及它的灵魂----最杰出的报人张季鸾先生。
　　很快，<<大公报>>成为国内最有影响的报纸，成为新闻行业的一面旗帜。一纸风行，朝野侧目。它在经营方面也十分出色，利润丰厚。而且人才辈出，犹如雨后春笋，令同行羡慕不已。
　　巨大的荣誉和成功就这样不期而至。
　　关于张先生与<<大公报>>，后文将有专章论述。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全面抗战的局面形成……张季鸾和他的<<大公报>>都发挥了巨大的、人所不及的作用。
　　可惜张先生没能亲眼看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因病在重庆逝世。病重期间，※※※曾亲往医院探望，蒋氏唁电有“握手犹温”之句。
　　陪都新闻界和各界人士为张季鸾隆重举行了追悼会。国共两党※※蒋、毛诸公同声哀悼。※※※、※※※都亲自参加公祭并致送挽联。
　　蒋的挽联是：
　　天下慕正声，千秋不朽；
　　崇朝嗟永诀，四海同悲。
　　※※※、※※※联名赠送的挽联写道：
　　忠于所事，不屈不挠，三十年笔墨生涯，树立起报人模范；
　　病已及身，忽轻忽重，四五月杖鞋矢次，消磨了国士精神。
　　张季鸾逝世后，全国新闻界首倡公葬于陪都重庆。由于张的家属和陕西省各界以归葬故乡为请，经过公议改在西安近郊长安县竹园村安葬。陕西各界隆重举行公祭大会，西安全市下半旗致哀。※※※再次亲临致祭。我实在想不起来这个独裁者还曾对何人如此念念不忘，一往情深。
　　1944年11月，张季鸾惟一的一部著作<<季鸾文存>>(上、下册)由其平生挚友胡政之主编出版。当时正值抗战最困难时期，书出得比较简陋。1988年张先生百年冥寿之际，台湾方面出了精美的新版。
　　※※期间，张先生陵墓被※※※捣毁。
　　就本人所知，在垃圾读物汗牛充栋的眼下，尚未见大陆哪家出版社出版过一代报人哪怕一本薄薄的选本。
　　好在季鸾先生生性豁达，不象当代才子那般自恋，不会计较这些。他曾对及门※※徐铸成说：我们的文章上午见报，大家看了；下午就拿去包花生米啦。言之坦然，毫无不快。
　　但我不知道：后人、※※，将会如何评说？
　　三.报人模范
　　季鸾先生自1911年参加<<民立报>>工作，到1941年逝世，度过了整整30年的记者、报人生涯。起初历经坎坷，备尝艰辛。1926年主持新记<<大公报>>笔政后，如鱼得水，龙飞九天，15年间，意气风发，驰骋报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朝野一致景仰，声名远播海外。其影响之大，享誉之高，不惟国内罕有其匹，就是在欧美新闻人中，也不多见。
　　张季鸾是※※※心目中的首席“国士”、“宾师”，极蒙礼遇敬重。两人之间的恩怨情仇饶有意味，颇值一说。这个且留到下章细说。
　　※※※的才能之大、眼界之高，以及他与蒋的分离遇合，大家都很清楚，无待烦言。但张季鸾却又是周推许仰慕的“报人模范”，并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共鸣。这就很不寻常了。
　　下面，尝试从三个方面入手，对季鸾先生何以能够在为数不少的※※优秀报人中出类拔萃，成为众望所归的报人模范，一代论宗，作一点初步分析。
　　1.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这是最关键、最根本的所在。是一个人、一份报纸乃至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灵魂和命门。
　　1926年9月1日，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架马车”合力而为的新记<<大公报>>横空出世。张亲撰社评<<本社同仁之志趣>>，明确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辅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股资。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智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其要义，即在于开宗明义，强调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极端重要性，力图保持报纸的独立、客观和公正。大致可以说，1949年之前的<<大公报>>坚守了这一宗旨，做得相当出色。它的成功,决非偶然。
　　张季鸾基于※※自由的思想理念，终身笃行，对※※※※※※、※※※※※压制言论自由的新闻制度，进行过坚持不懈的英勇斗争。他先后在<<大公报>>发表过<<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关于言论自由>>、<<改善取缔新闻之建议>>……等多篇社评，大声疾呼统治当局新闻检查机构对于各界言论和新闻舆论，应“力采宽大主义”，“充分尊重人们权利之精神行之”，“凡批评政局政策及官吏行动者，除非其主张有阴谋反动之嫌，概不禁止”，主张实行尽量允许自由发表言论的政策。“若当局持吹毛求疵之态度，则中国永无言论自由可言矣。”
　　1927年※※※在上海发动4.12政变。国共分裂，※※※失败。4月29日，张季鸾写出社评<<党祸>>，抨击※※※杀戮青年、残害进步。社评说：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曾表示过服从，现在却翻云覆雨，大开杀戒，实属口是心非下流丑恶的两面行为。张对※※※的倒行逆施表示“极端※※”!
　　同年12月2日，也就是※※※宋美龄新婚次日，张季鸾写了社评<<※※※之人生观>>，抓住蒋本人关于“婚姻与革命”的文章和言论方面的矛盾与破绽，斥蒋“离妻再娶，弃妾新婚”、“累累河边之骨，凄凄梦里之人，兵士徇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点”等等，还骂蒋“不学无术，为人之祸”。文章纵横捭阖，冷嘲热讽，逻辑谨严，文采出众，可谓珠圆玉润而又痛快淋漓，是一篇很出色的文字。蒋对张“久仰久仰”，但很可能正是此文彻底征服了他，使蒋总司令下定决心，放下架子，主动与张缔交。建议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找来原文细读。端的是精彩极了也么哥。
　　1935年丙子双12事变，对中国的前途命运、对国共两党的起落兴衰都具有决定性影响。最终得以和平解决，张季鸾和<<大公报>>发挥了举足轻重而一直为人所忽略的作用。这个问题将在下章作详细阐述。
　　1930年，张季鸾派曹谷冰去苏联采访新俄，并作了一系列实事求是的客观报道和评论。当时正值国内反苏□□□□高潮。
　　1934年，<<大公报>>的子报<<国闻周报>>曾连载“赤区土地问题”专栏，肯定※※有一整套社会制度，值得认真思考、研究，决不是什么“土匪”、“流寇”。
　　1935年11月起，<<大公报>>开始连载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首次向全国公开报道了红军※※的事迹。
　　中日关系是当时的重大问题。张、胡、吴三位先生都是留日学生，通晓日本政情，与日本朝野人士多有接触联系，对之研究有素。他们的观点和主张迥异时流，但经受住了※※的考验。
　　1928年，北伐军到达山东时，日本一手制造了济南5.3惨案。<<大公报>>对此有所预感，事前曾经发表警惕性言论。事件发生后，及时对日本提出了强烈※※。但在具体主张上却提倡隐忍持重的态度。对于9.18事变也是如此。认为应先行致力于国家的统一和建设，凝聚国力，不能轻易“一战”。报纸因而遭到社会上一些人的唾骂，报馆还被人投了炸弹，张季鸾本人也收到过一个炸弹邮包。但张先生和<<大公报>>坚持己见，不为所动。张、胡相商，决定“宁牺牲报纸销路，也不向社会空气低头。”他们其实才是最坚实冷静的民族主义者，与“爱※※”恰成对照。
　　1937年7.7事变爆发，北方大局急转直下。7月27日，日军大举进攻北平；次日晚，进攻天津。29日，<<大公报>>发表了张季鸾撰写的社评：<<艰苦牺牲的起点>>，认为事情的性质和时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力主坚决抵抗，全面抗战。这种立场对全国的舆论和人心、对国民※※的决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直至抗战胜利，<<大公报>>都是※※新闻舆论界的一面旗帜，执国内言论之牛耳，朝野关心，中外瞩目。
　　1941年皖南事变(百年中国，“事变”何其之多!可惜很少有什么好事。)发生后，张季鸾曾指责※※违背军令，“破坏抗战”。同年中条山战役后，张季鸾、王芸生批评※※※※第18※※※养敌自重，游而不击，“坐视敌军猖獗而不抗”，“坐视国军苦战而不援”。一时间在国内外造成很大反响。※※深感不快。※※※亲自致信给张、王二先生，进行反驳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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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季鸾和<<大公报>>顶着来自左、右双方的巨大压力，特立独行，态度很有点类似鲁迅所谓的“横站”，孤苦万状，危机四伏。结果，山重水复之后，柳暗花明；狂风暴雨过去，彩虹出现。这也是那个兵荒马乱波诡云谲岁月的一大奇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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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陈寅恪
　　作者：梁由之

　　??一.观堂而后信公贤
　　1927年，岁次丁卯，是个不寻常的年头。
　　单说这年的6月2日，农历端午节前两天，一代文史大师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1877－－1927）百岁功名才及半，却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突然在北京颐和园自沉。莫道昆明池水浅，一样呜咽送大贤。
　　观堂遗命：“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陈、吴指陈寅恪、吴宓。两人都是王先生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同事、好友。
　　亦师亦友的王国维正当创造力旺盛、成果叠出的中年，忽然含恨自舍。陈寅恪感到压抑和悲哀。他在挽诗中沉痛至极地写道：“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表达了自己的深切哀悼，并对亡友作出了崇高评价。
　　岁月如流。
　　32年后的1959年，西南师范学院教授吴宓非常想念阔别多年的生死之交、时任中山大学教授的陈寅恪，“受教追陪四十秋，尚思粤海续前游”。吴先生乃狂狷之士，学贯中西，目无余子，偏是对王国维、陈寅恪两位先生心服口服，无限仰慕。
　　吴宓怎样看待陈寅恪呢？有诗为证：
　　回思真有泪如泉， 戊戌重来六十年。
　　文化神州何所系？ 观堂而后信公贤。
　　确如吴宓所言：与王国维一样，陈寅恪是百年中国最杰出的文史大师。而其对政局之明察、治家之严整、虑事之周密、风骨之嶙峋，尤非观堂可比。（待续）
　　问候各位朋友们。谢谢大家！
　　我在这里先简单地说几句，向朋友们作个交代：
　　1.梁某不才，眼界还是比较高的。不写则罢，要写，就要对得起所写的人物、众看官和作者本人。还要争取写出一点新意和亮点。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希望各位朋友予以理解和支持。我先贴出一段，也是在给自己施加压力，以期退无可退，务必早日动手并完成之。
　　2.早有同学和朋友怂恿我写写鲁迅、※※……我呢，自己平时有日常时务，忙而又懒，虽确实有些心得，却还是一直拖了下来，没有动笔。
　　今年夏天有所触动，开始在天涯发帖。注注兄喝采兼起哄，替我起了<<百年五牛图>>这么一个大题目，弄得我有点骑虎难下。不过也好。很多事情不都是逼出来的吗？克尔凯郭尔说：如果非说不可，那么现在就说。好的，我就不揣冒昧，开始说了。先是蔡锷，然后是※※、张季鸾，现在轮到陈寅恪。
　　我敲文字，习惯一气呵成。<<开导陈村>>、<<旁观余秋雨>>、<<大师所见略同>>都是如此。百年五牛，非同小可，必须以郑重的态度对待。所以，还是慢一点好。
　　3.这是全凭兴趣的纯业余写作，受日常事务、时间、心情……甚至天气，影响甚大。还望兄等不要性急，不要催促，不要对我寄望太多。※※※的名作《三十以后才明白》里面唱道：要来的早晚会来。我一直很注意大家的阅读感受并从中受益非浅。
　　二.旧时王谢已无家
　　陈寅恪，江西修水人。189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世家子弟。
　　祖父陈宝箴，号右铭，咸丰举人，曾湘乡门生故吏。思想开明，精明强干，累官至湖南巡抚。戊戌变法时，他是封疆大吏中惟一公开表态支持维新者。戊戌6君子中的杨锐、刘光第，即是由陈荐用。湖南当时革新风气特别浓厚，百业兴旺，人才济济。名震一时的时务学堂，即由其子陈三立协同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熊希龄、唐才常、皮锡瑞等精英合力开办，旨在为国家培养新型人材。学生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白帽轻衫最少年”的邵阳蔡松坡。
　　父亲陈三立，号散原，光绪进士。曾任吏部主事等职。是坚定的维新派。但陈氏父子受曾国藩、张之洞影响很大，关系极深，他们的变法主张比较持重稳健，与激进的康有为、梁启超一派有明显的不同。这一点也直接影响到陈寅恪后来的思想和立场，应该引起充分关注。
　　戊戌变法失败后，陈氏父子被清廷同以“招引奸邪”的罪名革职，永不叙用。不久，右铭郁郁而终。散原从此绝口不谈世事，自号“神州袖手人”。转而致力于古诗创作，风格清奇拗涩，避俗避熟，成就斐然，成为同光体的首领，被近代宋诗派奉为宗祖，地位近乎北宋黄庭坚。其实他并未忘情国事，诗集中有不少反映庚子国变至辛亥革命年间重大题材的作品，忧时伤世，爱厚悲深。散原后来居于故都北平。7.7事变后，拒绝日寇的威胁利诱，绝食而死。
　　这种家庭出身和政治、文化背景，对陈寅恪影响至巨。
　　1928年，时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的陈寅恪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体育教师唐筼相识、相知并结为百年之好。好友吴雨僧写了一首七律，祝贺陈、唐新婚。诗曰：
　　廿载行踪遍五洲， 今朝萧史到琼楼。
　　斯文自有千秋业， 韵事能消万种愁。
　　横海雄图传裔女， 望门耆德媲前修。
　　蓬莱合住神仙眷， 胜绝人间第一流。
　　唐筼是前清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师范毕业，沉静贤淑，博学能干。从此两人琴瑟和鸣，相依为命达40余年，直至生命的终点。这是历经世难、目盲足膑的陈寅恪平生的最大幸运。
　　我从来不信王静安“殉文化”这种说法，更不要说是“殉清”了。要不，中华文化在※※期间遭受了空前浩劫，平生心高气傲而终于饱受屈辱都远在王国维之上陈寅恪为什么没有自杀？陈寅恪不是死于精神崩溃，而是死于生理机能衰竭。自杀的人，尤其是中国人，很多都是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内心受到极大的折磨和委屈。具体到王国维，我相信是成也萧和，败也萧和，家庭的麻烦和苦恼才是第一位的。直接的祸首，舍“上虞老贼”（傅斯年语）而谁？
　　他们有3个女儿：长流求，次小彭，幼美延。
　　1969年10月7日，79岁的陈寅恪在广州逝世。11月21日，唐夫人去世，终年71岁。这个令人尊敬的女子简直就是上苍赐给陈寅恪的一个天使。
　　多年以后，陈、唐夫妇得以合葬匡庐。
　　1999年大约是春天，梁某特意来了一趟广州。主要目的，就是到银河公墓凭吊一下萧红的埋骨之地；到中山大学瞻仰一下陈寅恪的故居。
　　在陈先生故居，绕室彷徨，心事浩茫。不由想起何士光的中篇小说《青砖的楼房》里面的句子：
　　要是很早很早的时候，就有人预先地告诉你，说你后来能有的日子不过只有这样的一条远远的楼廊，那你会怎样想？那时你还愿不愿意再望前走？
　　那是一个美丽的春日。春草芊芊，燕子呢喃，阳光暖洋洋的，微风中略带一丝薄寒。
　　人去楼空，旧游飞燕能说。
　　三.吾侪所学关天意
　　1902年春天，12岁的少年陈寅恪随长兄师曾（即陈衡恪。著名画家，亦精于金石篆刻，是鲁迅的好友。其岳父范肯堂是当时很有名气的文士，尤擅对联）东渡扶桑，留学日本。后因病回国疗养并就读于复旦公学。这时，其国学根柢已相当扎实。据他的表弟兼同学俞大维（曾任※※※防部长）说：寅恪对十三经大都能背诵，而且每字必求正解。但他的志趣不在通经，而在研究※※。1909年秋天，赴德国留学。
　　此后十余年间，游学欧美。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有意思的是，1915年春，寅恪曾回国至京，担任全国经界局局长蔡锷的秘书。不过为期甚短）。在哈佛攻读3年后，又离美赴德，"进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及东方古文字学等"。这次在柏林历时4年，直至1925年应聘回国。
　　陈寅恪在欧美读书的重点是研究语言文字，目的在于打好做学问的基础。亦即汉学家所谓“读书必先识字”的门径。德国的※※语文考证学派，在当时影响很大。语文考证方法可以说是建立信史的最近途径。
　　寅恪曾这样概括静安之治学方法：
　　1.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
　　2.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
　　3.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这其实也可看作是陈氏的夫子自道。
　　当时留学之风大盛。潜心问学者固然不乏其人，混混儿却也为数不少。陈寅恪曾私下向吴宓说：“吾留学生中，十之七八，在此所学，盖惟欺世盗名、纵欲攫财之本领而已。”据杨步伟（赵元任夫人）回忆说：当时大家公论，只有傅斯年和陈寅恪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
　　1925年秋天，清华大学（当时叫清华学校）利用美国退还的庚款，大事扩充。在胡适的大力推动下，校长曹云祥决定设立国学研究院，吴宓任主任，主持日常事务；聘请国内泰山北斗级学者，充任教授。于是“清华学院多英杰”，四大导师先后到位，极一时之盛。
　　四大导师中，王国维、梁启超早就是学术界的※※人物，名满天下；赵元任文理兼修，学贯中西，1918年即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是留学生中的翘楚人物。只有陈寅恪寂寂无名，只写过很少几篇文章，而且没有任何学位。这在现在完全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事实证明了这个决定的高明。
　　1925年，陈寅恪自德返国。因父病及经营母、兄葬事，直到1926年8月25日新学期临开学前才抵达清华园，从此开始长达43年的教学生涯。不惟学术成果斐然，而且桃李满天下。
　　陈寅恪通晓英、法、俄、日、德等11国14种文字（一说20余种）。对史学、文学、语言学、人类学、宗教学、校勘学都有精深研究。史学造诣尤为深厚。对梵文、突厥文、西夏文、满文的佛教经典，也都很熟悉。旧体诗词功底深厚，下文将有专章论述。
　　陈先生是中古史研究方面的权威。他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成果，不仅在许多方面都有开拓创建，而且有许多方法、结论至今仍发人深思，给人启迪。他从文化、种族、家族、门第（即社会阶级）四大突出特点进行分析，把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融为一体并推向深入。他在研究隋唐史时提出的“关陇集团”的概念，给学者提示了一个宏观地把握西魏、夏周、隋代至初唐史发展基本线索的关键，是引导后学研究隋唐史入门的蹊径。“关陇集团”的论述，在日本学术界早己常识化。
　　陈寅恪从"古文运动","新乐府"、"行卷"三方面入手研究唐代文学。他把"古文运动"与民族意识，文化交互关系结合起来研究，提出了研究唐代文学新见解。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古文运动的中心是恢复古代儒家思想的地位，韩愈等是走在古文运动中最前的人。他认为"新乐府"是※※文学逐步趋向下层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价值与影响比陈子昂李白更为高远，这种见解超越了前人。这也是他特别推崇白居易的原因。他是第一个对"行卷"进行全面研究的人，重要成就是发掘了"行卷"思潮。他所著80余万言的《柳如是别传》为明清文学研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大大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和思路。他详细考证了柳如是，精辟地诠释了钱、柳诗文。他为钱、柳诗文进行笺证，反映明清之际的政治、社会状况，是以诗证史的典范。
　　《蒙古源流》是明朝万历年间内蒙古萨囊彻辰所著，其中夹杂不少神话传说，与元代蒙汉文史书多有不同，往往使学者们困惑不解。20世纪30年代初，陈寅恪发表了4篇论文，探明了《蒙古源流》一书的本来面貌，使人们对原来困惑不解的难题，得以了解通释，对后来的蒙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往往因语文能力限制，不能与原本或其语言译本对勘，陈寅恪最重外语研习。他研究佛教，能着重考证，并在考证中探讨问题。对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亦有新见。
　　陈寅恪从事敦煌文献研究并把它纳入到世界学术领域中，得到各国学术界的认可，被认为是“敦煌学”的开山鼻祖之一。为了引导国内学者重视研究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敦煌残卷，他在阅读后，就有关摩民教经、唐代史文、佛教主义等9个方面，著文列举其价值，为从事敦煌文献研究者开阔了视野，为※※敦煌学研究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先河。
　　他对藏学、突厥学研究精深，但从不轻下断语，总是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进行判别，不违背事实。是一位史识与史德统一的典范。他严谨处理“赞美”与“求真”的关系，评价※※实事求是。
　　陈先生在研究与著述上的突出成就与贡献，有口皆碑。史学界其"才、学、识、德"兼备，特别是他不断开拓学术研究的新领域，并取得不少重要成果，令世人惊叹敬佩。
　　陈寅恪平生最大的心愿是想写成一部《中国通史》。但他一生处于硝烟弥漫、祸乱丛生的年代，晚年又目盲足膑，以致夙愿未克完成。这是极可惋惜的。
　　陈寅恪的学术著作在国外也备受推崇。
　　日本刊行的《中国研究史人门》已将陈寅恪所著《魏晋南北朝史略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论略稿》列入必读课；《亚细亚※※研究大门》也有类似说明，可见其普及之广与受重视程度之深。
　　苏联学者在蒙古发掘了三件突厥碑文，但都看不懂，更不能理解。后来，陈寅恪以突厥文对译解释，各国学者都毫无异词，同声叹服。又如唐德宗与吐蕃的《唐蕃会盟碑》，许多著名学者如德国的沙畹，伯希和等，都难以解决，又是陈寅恪作了确切的翻译，才使得国际学者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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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鲁迅
　　作者：梁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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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并不自称为※※徒……但我可以揭露这个事实，即其他人比我更配不上这个称号。 克尔凯郭尔（转引自汤姆特：《克尔凯郭尔的宗教哲学》）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那最孤立的人。 易卜生《国民公敌》
　　孤伟自死，社会依然…… 鲁迅《摩罗诗力说》
　　――――题记
　　一.灵台无计逃神矢
　　终于轮到鲁迅了。
　　梁某向来不是一个很谦虚的人，自诩亦不乏大将风度。但事到临头，却居然还是有几分激动，几许惶恐。
　　以鲁迅为百年五牛之首，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年齿居长。读鲁迅本人及与其相关的著述，颇有年月，兴趣日增，却未曾专门写下过一个字。并不是没有想法，也不完全是一向忙而又懒的缘故。主要还是度德量力，不敢率尔操觚，唯恐佛头着粪。
　　现在，五牛已成其四。兵临城下，图穷匕见，撼大摧坚，无可闪避。为了保持连续性，还是赶在2005年年尾开张再说。至于是刨个巨坑撂在那儿，还是直接写成一本小书，实话实说：心中无数。好在前几篇开始时也是这样。管它呢，干起来先。
　　我起先对鲁迅并不感冒。语文课本上选的文章，除了少数几篇（如《从百草堂到三味书屋》、《社戏》），对一个少年来说，实在是既艰深，又乏味。老师段落大意、中心思想之类的阐发和归纳更是令人昏昏欲睡。看连环画（如《祝福》），又觉阴森可怕，一点都不好玩。不怕各位见笑，直到现在，我都未通读过一遍《鲁迅全集》。甚至他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也有几篇是硬着头皮才勉强浏览一过的。
　　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进入自由选择阶段后，意见却有了变化。慢慢发现，鲁迅全然不是儿时心目中那副模样。这老头是独一无二的，着实了得！
　　真正对鲁迅有了酣畅而痛切的感觉，还是在30岁以后这几年。※※※有首歌《三十以后才明白》，梁某非常喜欢。歌好，歌名也好。
　　林贤治说："在亿万奴隶中间加进一个鲁迅，中国整个※※文化的构成格局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比重很大的异类。"此言极是。
　　无论生前身后，鲁迅享受到了世俗罕见的殊荣，也蒙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攻击与诋毁。这个"横站的士兵"，被左右双方歪曲利用，以致不少人人云亦云，似是而非，不识庐山真面目。倒是鲁迅本人，生前对此已有预感。
　　在下就要胡说鲁迅了。唐突西施、言不及义之处，在所难免。先生勿怪，看官勿笑。是所幸焉。
　　岁杪事多。本文原打算留待春节后开始敲字。由于下面两个原因，28号就提前开张了：
　　1.十来天前，羽戈兄邀约我为关天写点新年献辞之类的文字。略加考虑后，我谢却了。一来我并不擅长写这种文字；二来关天水深林大，藏龙卧虎，旧宿如云，新锐如雨，不少朋友是比我更适合的人选。
　　但毫无表示，又有负雅意，实在不好意思。于是决定将《关于鲁迅》一文提前出炉，用一点实际行动来支持bz们的工作。
　　2.半年以来，居然在天涯敲发了十余万字，本是说说笑笑的所谓“百年五牛图”居然完成了四牛，而且均是业余时间亲力亲为，其间还曾数度出游。这对一向忙而又懒的本人而言，简直是一个小小的奇迹，收获不可谓不丰。也难怪一个在内地某高校任教的老友在通话时一再追问我是不是请了一位专职秘书。
　　为了保持连续性，早成全璧，赶在2005年年尾开张，也许是比较好的选择。拖也许就一直拖下去了。世事难料。
　　上面已经说过：百年头牛，非同小可。且容我慢慢来，争取能把活儿做漂亮点。
　　问候琉璃锺兄和楼上所有的新老朋友们。也问候所有为在下几篇小文顺利面世起过正面作用的社区工作人员和bz。谢谢大家!
　　2006将至。梁某谨在此祝天涯网友与社区一起发展，在新的一年得心应手，万事顺遂！
　　二.身后是非谁管得
　　1936年10月19日晨5.25分，鲁迅（1881.9.25――1936.10.19）在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寓所逝世。相距不到一个月的9月25日，他刚刚度过自己的55岁生日。
　　18年前的1918年4月，在友人的一再劝说下，国民※※教育部佥事（也就相当于现在一司局级公务员吧）、浙江绍兴人氏周树人写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发表在5月出版的《新青年》第4卷第5号，首次署名鲁迅。“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鲁迅就此进入中国文坛和思想界的中心位置，为我们留下了近700万字的皇皇著译。去世的前两天，兀自笔耕不辍，写下了名文《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不是或不仅仅是由于他是所谓“文坛盟主”、“左翼※※”。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是一个“荷戟独彷徨”于“无物之阵”的战士，是一个孤苦伶仃的“横站的士兵”。
　　鲁迅的一生，风波浩荡，斑斓多姿。仰慕追随者固然不计其数，从※※※、孔祥熙、柔石、萧红、……直到引车卖浆之流，实在是不胜枚举。
　　而他的论敌也颇不乏重量级的名流学者、专家教授。如：章士钊、顾颉刚、胡适、周作人、陈源、徐志摩、林语堂、梁实秋、郭沫若、成仿吾、沈从文、李四光、杜衡、吴宓、杨村人、张资平、高长虹、周扬……等等。这个超豪华阵容亦足惊人。他们给鲁迅戴上种种帽子：学匪、双重反革命、伪善者、堕落文人、刻毒者、封建余孽、杂感家、买办、收受卢布者、亲日派、※※、变态者、堂吉诃德、※※※蒂……要是换作他人，这些大佬一人吐一口唾沫，就足以把对方淹死。但不幸的是：这次他们遭逢的是鲁迅。
　　鲁迅是一个独立而巨大的存在。1936年10月19日后，“他休息了”。“公已无言”。
　　身后是非谁管得？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下面列举几家具有代表性的说法：
　　※※※：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还多次称鲁迅是中国现代第一等圣人，而他自己则不算；御封鲁迅为“※※※※文艺队伍的总司令”，让“鲁总司令”与朱总司令并称。
　　胡适：
　　胡适的看法与※※※不同。
　　下面全文引录周策纵教授的一封信，以见一斑：
　　合肥（安徽）大学等举办胡适思想国际研讨会。予因双目白内障手术，未克出席，小诗二首为祝：
　　风谊藏晖耀日星，相期同席浴遗馨；
　　即令白障重洋阻，故国遥看重典型。
　　“铮铮如铁自由身，鲁迅终为我辈人。”
　　四十三年前告我，一言万世定犹新。
　　五十年代中期胡先生曾告我：“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今言犹在耳，恍如昨日也。
　　周策纵
　　一九九九年己卯七月三十一日于美国威斯康辛州之陌地生市之弃园，时年八十又三。
　　周作人：
　　（鲁迅）工作的成就有大小，但无不有其独得之处，而其起因亦往往很是久远，其治学与创作的态度与别人颇多不同，我以为这是最可注意的事。
　　《会稽郡故书杂集》……叙文署名“会稽周作人记”，向来算是我的撰述，这是什么缘故呢？查书的时候我也曾帮过一点忙，不过这原是豫才的发意，其一切编排考订，写小引叙文，都是他所做的，起草以至誊清大约有三四遍，也全是自己抄写，到了付刊时却不愿出名，说写你的名字吧，这样便照办了，一直拖了二十余年。现在觉得应该说明了，因为这一件小事我以为很有点意义。这就是证明他做事全不为名誉，只是由于自己的爱好。这是求学问弄艺术的最高的态度，认得鲁迅的人平常所不大能够知道的。
　　……他为什么这样做的呢？并不如别人所说，因为言论激烈所以匿名，实在只如上文所说不求闻达，但求自由的想或写，不要学者文人的名，自然也更不为利，《新青年》是无报酬的，晨报副刊多不过一字一二厘罢了。以这种态度治学问或做创作，这才能够有独到之见，独创之才，有自己的成就，不问工作大小都有价值，与制艺异也。鲁迅写小说散文又有一特点，为别人所不能及者，即对于中国民族的深刻的观察。大约现代文人中对于中国民族抱着那样一片黑暗的悲观的难得有第二个人吧。
　　梁实秋：
　　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是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
　　不能单是谩骂，谩骂腐败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而鲁迅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
　　※※以来，新文艺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并不多，像鲁迅这样的也还不多见。他可以有更可观的成就，可惜他一来死去太早，二来他没有健全的思想基础，以至于被※※※的潮流卷去，失去了文艺的立场。一个文学家自然不能整天的吟风弄月，自然要睁开眼睛看看他的周围，自然要发泄他的胸中的积愤与块垒，但是，有一点颇为重要，他须要“沉静的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的整体。”（Ｔｏｓｅｅｌｉｆｅｓｔｅａｄｉｌｙａｎｄｓｅｅｉｔｗｈｏｌｅ）。这一句话是英国批评家阿诺得ＭａｔｔｈｅｗＡｒｎｏｌｄ批评英国人巢塞Ｃｈａｕｃｅｒ时所说的话。他说巢塞没有能做到这一点，他对人生的观察是零星的局部的肤浅的。
　　我如果要批评鲁迅，我也要借用这一句名言。鲁迅的态度不够冷静，他感情用事的时候多，所以他立脚不稳，反对他的以及有计划的给他捧场的，都对他发生了不必要的影响。他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支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他写了不少的东西，态度只是一个偏激。
　　巴金：
　　一九二六年八月我第一次来北京考大学，住在北河沿一家同兴公寓。我在北京患病，没有进考场，在公寓里住了半个月就走了。那时北海公园还没有开放，我也没有去过别的地方。在北京我只有两三个偶尔来闲谈的朋友，半个月中间始终陪伴我的就是一本《呐喊》。我早就读过了它，我在成都就读过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狂人日记》和别的几篇小说。我并不是一次就读懂了它们。我是慢慢地学会了爱好它们的。这一次我更有机会熟读它们。在这苦闷寂寞的公寓生活中，正是他的小说安慰了我这个失望的孩子的心。我第一次感到了、相信了艺术的力量。以后的几年中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呐喊》，我带着它走过好些地方，后来我又得到了《彷徨》和散文诗集《□□□□》，更热爱地读熟了它们。我至今还能够背出《伤逝》中的几段文字。我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学到了一点驾驭文字的方法。现在想到我曾经写过好几本小说的事，我就不得不感激这第一个使明白应该怎样驾驭文字的人。拿我这点微小不足道的成绩来说，我实在不能称为他的学生。但是墙边一棵小草的生长，也靠着太阳的恩泽。鲁迅先生原是一个普照一切的太阳。
　　不，他不止是一个太阳，有时他还是一棵大树，就象眼前的树木一样，这树木给我挡住了风沙，他也曾给无数的年青人挡住了风沙。
　　苏雪林：
　　鲁迅之劣迹，吾人诚不能不呼之为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邪恶小人。方当宣其罪根，告诸天下后世，俾人人加以唾骂。
　　（顺便说一句：这个在鲁迅生前对他敬服有加的“苏奶奶”（刘心武语）是反鲁派的急先锋。其鞭尸大作《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鲁迅传论》，实属天下奇文。不可不读。）
　　胡兰成：
　　我以为，周作人与鲁迅乃是一个人的两面…… 人们可以看出，两人的文字，对于人生的观点上，有许多地方是一致的，几乎不能分辨，但两人晚年相差的如此之远，就在于周作人是寻味人间，而鲁迅是生活于人间，有着更大的人生爱。
　　叶公超：
　　新月派是鲁迅的宿敌。新月派中坚分子叶公超在鲁迅死后说：“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等同的。”
　　顾随：
　　<<译丛补>>自携来之后，每晚灯下读之，觉大师精神面貌仍然奕奕如在目前。底页上那方印章，刀法之秀润，颜色之鲜明，也与十几年前读作者所著他书时所看见的一样。然而大师的墓上是已有宿草了。自古皆有死，在大师那样地努力过而死，大师虽未必(而且也决不)觉得满足，但是后一辈的我们，还能再向他作更奢的要求吗？想到这里，再环顾四周，真有说不出的悲哀与惭愧。
　　王朔：
　　鲁迅对自己到底怎么看，大概我们永远不知道了，但有一点也许可以肯定，倘若鲁迅此刻从地下坐起来，第一个耳光自然扇给那些吃鲁迅饭的人脸上，第二个耳光就要扇给那些“活鲁迅”、“二鲁迅”们。
　　陈村：
　　我不能不要脸到说自己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不喜欢看到的是，鲁迅现在往往成了某种事情的由头，而不是事情本身。我看到的是，那么多的人要在鲁迅的身上做出或正或反的学问以求实现社会价值。我看到的是，话都没说顺又根本不读书的一些人也敢谩骂鲁迅。无畏的岂止无知者。
　　就说学术吧，我从来不觉得学术是一种彻底※※人人有份的东西。那种理论上的有份是空虚的。我能和爱因斯坦讨论广义或狭义相对论吗？我不配。我因为不配，于是找点Ｅ为什么要写成这样的三横一竖、等号为什么不划三条平行横线、你就不能不叫相对论我看是绝对论那样的问题去和他搅和吗?当年想和莫扎特善意非善意地讨论音乐或以为比他高明的先生大概大有人在，莫扎特应该停止作曲去搭理他们吗？从参与的可能来说，学术就是专制的，科学就是专制的，只有进了门槛才有论说的权利，要有本钱。它从不追求人人的参与，它在乎的是找到真理。尼采说过，世界上有伟大的人，也有鸡毛蒜皮的人。如果他指学术，讲得一点不错。
　　是不是先就引到这里？好。那么打住。
　　朱正、钱理群等人的鲁迅研究比较深入、客观，对人们重新认识一个真正的鲁迅多有助益。林贤治卓然有见，但不无极端。
　　而对鲁迅的各种非议也一直不绝于耳，其中几个山西作家较具代表性。
　　作为一只久已不能下蛋的老母鸡，一直在体制内混饭吃的老“山药蛋”派“专业作家”韩石山穷则思变，改换面目干上了“酷评家”的新行当。别说，这一招还真灵，五花八门的蛋又开始下得倍儿溜顺。
　　最新的一枚取了一个似乎不甚亨通的书名《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封面的广告词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对鲁迅最不认同的声音”。
　　我在购书中心翻了翻，哑然失笑：就这老哥，也配评说胡适、鲁迅？
　　韩石山写道：“我们只能说，鲁迅是个会做文章的人，至于道理，怕难以令人服气。”
　　梁某认为：韩石山连文章都做不通顺，至于道理，更是令人喷饭。
　　下面姑举其一条“心解”：“鲁迅为什么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人呢？是徐志摩的性格、作派，还有他那种虽说痛苦，却十分美好的婚恋生活，都让鲁迅看着心里不舒服。”
　　这真是异常大胆的假设。
　　那我要问对女性美颇有研究的韩石山：鲁迅生前一直与郁达夫、王映霞夫妇相处甚好，关系密切。“富春江上神仙侣”，郁、王男才女貌，当时被目为神仙眷属，王映霞的美丽更是天下知闻。这又该作何解释呢？莫非是鲁迅这个老不正经觊觎王的美貌，明修暗度？这是不是你下一只蛋的蛋黄？
　　严谨深刻的鲁迅对随意浪漫的郁达夫的“性格、作派”，恐怕也不会很欣赏。但这两个脾气不小、自视甚高的浙江人为什么能求同存异、成为很好的朋友？很简单：主要是两人均为性情中人，惺惺相惜。
　　韩石山的高见，不由令人想起方舟子的一篇著名网文《淫者见淫》。淫者见淫，的确如此。鲁迅在论及《红楼梦》时也表达过近似的意思。
　　老韩还开门见山：“研究鲁迅，对我来说是一次学术训练。” 这又使我忆及陈寅恪先生的雅谑：“乃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谈商周邃古之朴学。”不觉莞尔。端的羞煞人也么哥。
　　韩石山是不值得多说的。如果他已经选定以批判鲁迅、意淫海霞为“暮年上娱”，我们就等着看“老人的胡闹”好了。
　　至于※※，则是另一种情况。
。。。
对鲁迅部分还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作者博客，或者买本书看

至于第五牛是谁，可以去作者博客或者买本书看喽

MARK

当初在天涯连载的？挺好看

非常感谢。。。。

在当当上看到了
最后那位，貌似还是看网上的连载比较好？

当时连载时就看了，后来出版就买了收藏
基于对作者文字一贯的喜爱和尊重，我还是愿意相信书中的陈述，不过，真相谁又知道，毕竟，某种程度上，这也有包含一种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