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这篇文章,想哭的感觉，不,已经流泪了。哎,回想80年代，恍如隔世了。

                   80年代有过一段好日子

                                                                王栋生

1982年1月，走出大学门，进了中学门，已经32岁。我并没把上了大学当回事，虽然那时候教育部门把“本科”看得了不得，我却没有那种感觉。我太了解自己了。到学校报到，教研组老组长悄悄说：“原来安排你教高一的，可是原定安排到初一的那位教师还想教高一，你到初一去怎么样？委屈你了。”我说没问题。现在回忆，那个6年大循环是我最重要的业务经历。

上第一节课，走进教室，看到后面坐了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教研组长，五位同时来听课，——奇怪的是五人中只有两位教语文。那样做不是“下马威”，大概是为了表现名校作风，“镇一下”，以示重视，未必是对我的教学能力有什么怀疑。因为课后没有安排交流，五个人便各自和我说了一番，有意思的是五位教师对一节课的评价大不相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建议，让我莫衷一是。不便多问，独自困惑了好几天，我究竟应当听谁的？这样下去如何教书？有一天上课，正在读书，看到学生那一张张明朗单纯的脸，忽然想到，我的课应当怎样上，何不问问学生！

学生说了好多：“我们爱听你分析课文”，“你上课不读《教参》上的答案”，“你让我们发言，我们说错了你从没批评我们”，“有一回你读错了声调，自己发现了，就说‘刚才我读错了’”，“你敢说‘这篇课文没什么意思’，你真有胆量”，“你的板书有点乱”……

我教学上最早的指导者其实是学生。我从这样的交流中了解了学生的学习需求，也懂得一个合格的教师应当和学生有什么样的关系。我在以后教学中能坚持一些基本观念，并逐渐形成自己的一些做法，可能与初出茅庐时从学生那里受到的启发有关。

八十年代，百废待兴，是所谓“教育的春天”。无论学校和社会，也无论教师和家长，对教育的期待都很高，仿佛教育就是万能的，只要教育发展了，一切都不在话下。作为名校教师，在社会很受尊重。有时晚上在车站等公交车，看到我别着“南师附中”的红校徽，经常有陌生人过来搭话，打听家庭教育方面的问题。他们看我的年纪，总认为我是个有经验的教师，不知道我大学毕业才一两年。

那时的学校环境也很“养人”，虽然对青年教师“政治思想教育”控制较紧，但在教学上还是敢放手的。业务上的好多事，校方并不插手，而且没有什么具体的管理措施。信任，就给了我们那一批教师自然发展的机会。

那些年最有趣的事是学校经常让我开“公开课”，大概有一年时间，几乎每节课都有人来听；如果哪一天教室后面没坐人，学生和我都会奇怪。因为恢复了名校身份，省内外来观摩的教师特别多，络绎不绝；农村赶集还讲个十天半月一回，这里则是天天开放，像办流水席似的。外地教师拎着大大小小的录音机，在校园里走来走去，特别是那些拎着 “双卡四喇叭”“夏普”、“三洋”牌录音机的，显示着学校的经济实力，走路很“抖”。每次上课，我都要绕开一顺溜放在讲台前的这排录音机，实在很烦。有一回听课教师为放录音机的位置，在课堂上争了起来；他们妨碍了上课，我很不高兴，把六七台录音机啪嗒啪嗒全关掉，有几个学生还鼓了掌。

其实，我根本不愿让自己的课堂像开在马路边的店铺，什么人都可以进来看。学校总让外地教师听我的课，我当然不至于会认为自己的课有多好，只想到他们那样安排，可能因为我是这个班班主任，便于和学生沟通。后来才知道，学校教务处认为我是个“可进可退”的人物：如果我的课上得好，他们就会说“其实他到校才一年啊，进步快啊”；如果我把课上砸了，他们则可以说“别看他三十多了，其实是刚毕业的啊”……如是而已。因为折腾多了，我也不在乎了，不管有没有人听课，一个样。 八十年代学校的“门户开放”，管理上带来过一些麻烦，但我认为名校就该以那样的气度回报社会。想到今之一些学校的小家子气，还敢自称“名校”，不觉齿冷。

但那时也有好多苦恼。和许多教师一样，我对语文教科书也存有怀疑。虽然当时语文教学强调“工具性”，可是政治教育色彩过浓，仿佛比语文更重要；教材不注意发展学生的思维，练习往往只有一种答案……我对教材不满意，便和同事编了一组“外国散文选”，油印了之后，进了课堂，学生人手一份。这些优秀的作品像清风吹拂着学生的心灵，有家长到学校问：“王老师，有没有多的，给我一份好么？”那时还没有复印机，校外来要讲义的教师多，我们每次就多油印一些，留着送人。

八十年代初，社会重理轻文的倾向很严重，经过※※劫难，一些家长如惊弓之鸟，“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更有市场了。那时我认为，教师要有学科的自尊，不要低三下四地恳求甚至哀求学生学语文，我发现有些同行简直是跪着在上课！——自己没有了尊严，你的学科还能有什么尊严？我们能做的，是利用自己的学养，展示母语的精神和魅力。所以，除了在对新生的起始教学中向他们说清“语文重要”后，我一般不再强调。我至今仍然认为，对轻视祖国语文的人而言，失败与教训往往是最好的老师。

    回忆八十年代，还是有教学幸福感的。当年应试教学还不很盛行，很多学生受家长影响，热爱文学，读书多。讲课联系到一部外国名作，马上会有不少学生说“看过了”；课间，总会有学生和你交流一部小说的情节；中午休息时，还会有文学爱好者找到办公室，和老师讨论。我那时兼任学校“树人文学社”的指导教师，每星期有一次活动。学生热情极高，听我的讲座，一条板凳上挤上三四人，有的甚至坐的窗台上。现在回忆起来，我那时真的很“来劲”。

    1984年，有老师问，能不能把《树人》壁报版面扩大，我说，要改版干脆就改成铅印季刊。大家很惊讶：当时全国没有中学办铅印刊物的。可是，总要有人来做第一个的啊，我们为什么不敢做第一个？李夜光校长问：你要多少钱？我说三百元。他立即同意。可是，后来好像只花了几十元钱。所有参预其事的教师连顿饭也没吃过，几乎全是义务劳动。当年山西《语文报》的总编告诉我，《树人》杂志是全国中学第一份铅印杂志。这份文学社杂志至今已经存在26年了。当年巴金先生题写的刊名一直用到现有。

     现在，每次和中青年教师谈到教育的现状，我都会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可过了一段时间好日子呢。

                              （原载《人民教育》2009年10月）

电话簿上，※※号码排在最前，D和党政团体跟在后头……

教育功利的年代，一声叹息

南京的

青春万岁 序诗
             
王蒙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
     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有那小船上的歌笑，月下校园的欢舞，
     细雨蒙蒙里踏青，初雪的早晨行军，
     还有热烈的争论，跃动的、温暖的心……

     是转眼过去了的日子，也是充满遐想的日子，
     纷纷的心愿迷离，像春天的雨，
     我们有时间，有力量，有燃烧的信念，
     我们渴望生活，渴望在天上飞。

     是单纯的日子，也是多变的日子，
     浩大的世界，样样叫我们好惊奇，
     从来都兴高采烈，从来不淡漠，
     眼泪，欢笑，深思，全是第一次。

     所有的日子都去吧，都去吧，
     在生活中我快乐地向前，
     多沉重的担子我不会发软，
     多严峻的战斗我不会丢脸；
     有一天，擦完了枪，擦完了机器，擦完了汗，
     我想念你们，招呼你们，
     并且怀着骄傲，注视你们。

唉～～～～～～～～～～

很像我的高二生活，那是2004年-2005年。到了高三，就该怎么恶心，就怎么恶心了。

哦对了，仅仅说语文课。

至今怀念我的高二语文老师。

还有人记得徐本禹不？我老师就住他老家对门，那个村啊！

87年在上海松江7中；语文老师不错，敢抽出每周一节课，从图书馆拉各种书来，不乏名著；给大家看和交流。

那时上初中中午在学校，吃完饭后我们这些小P孩精力过剩常偷偷小河洗澡，上岸打架。也许是想把大家留在教室里，白发苍苍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每天中午抱一大堆外国小说和人民文学杂志到教室分给大家看。每堂语文课老师都要在黑板上写一首唐诗宋词，大家必须记住，第二天点名背诵。一年下来学了上百首唐诗宋词，几十部小说。

[scar1989 编辑于 2010-11-24 00:44]

呵呵，梦回八零年代

梦回80年代，那时候满是希望， 又年轻，对好日子的憧憬一言难尽啊

嚼得草根，做得大事

南师附中啊，我的母校。
至今我还是认为我受的教育中最深厚的底子还是在南师附中打下的。包括号称全国最多的体育课。
可惜毕业后空混了那么多年。

同感。

人老了，开始注重回忆了，哈哈。不过实事求是的说，上世纪我们这代人经历的东西的确有很多值得留念和回忆的地方。支持楼主，支持王栋生！

80年代过春节的感觉比现在好多了！有那种过节的感觉。现在？跟平时放假休息感觉差不多。没有那种年味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