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电子技术、电脑和国际互联网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在20世纪后半叶的新技术革命，让人类文明的列车从工业社会驶进了信息社会。春江水暖鸭先知。在※※领导层中，谁是这场新技术革命最早的领悟者呢？客观地说，应当是※※前提出“电子中心论”的陈伯达。后来他被定为“※※※※反革命集团”成员，这方面的情况便很少被提及了。

陈伯达是八届※※※※※候补委员，身兼※※※※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红旗》杂志总编辑数职。他的身份，有机会接触较多的现代科学动态，加上他读书较多，知识面比较宽，所以最早领悟新技术革命的趋势并不奇怪。1962年后，他为调查工业问题，去过北京天津等地的科研单位和工厂，又和中国科学院等部门的专家座谈，了解到一些国外的新动向，知道日本等国家正在大力发展电子技术，而※※比较迟钝，没有认识到电子技术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于是他提出“以发展电子技术为中心，开展新的工业革命”的意见。陈晓农编纂的《※※※※※※※※※》一书有一节专门介绍这方面的情况。叶永烈的《陈伯达传》也引用了他1965年3月5日和3月24日在中国科学院的两次谈话。陈伯达当时提出，要研究电子学与其他各种学科的关系，电子技术与其他新技术的关系，电子工业和其他各种工业的关系，要考虑抓电子化会怎样，不抓电子化会怎样，在利用电子技术和其他新技术方面，中国有没有独创性的条件。他希望搞一个发展电子工业的十年规划和二十年规划。当时，钱学森、吴有训、叶渚沛等科学家都赞成他的意见。于光远不大赞成，认为单提电子技术不全面，还应当加上新能源、新材料等技术。后来，陈伯达吸收了于的观点，把发展电子工业等新技术的想法写进了名为“工业问题”的文件，一度引起※※※的兴趣。※※※还请他吃了饭。1965年，※※※※※常委开会讨论这个文件，※※※说，“这个文件没有提以钢为纲的方针，搞电子等新技术，大家都没有经验，中国人口多，底子薄，搞太多新技术恐怕不合适，还是一切照旧，稳当一点好。”※※※听了以后没有说话，※※※、※※※都没有发言。“电子中心论”的思想，当时还是没有被※※※为首的※※决策层所接受。

记得1967年，当时陈伯达已是※※※※※常委，在※※※中排位第四，群众组织时兴油印※※首长讲话，有人就把陈伯达主张发展电子技术和电子工业的相关言论编印出来。我当时是中学生，虽然不能理解其中的意义，读了还是觉得很新鲜。1970年庐山的九届二※※※上，※※、※※两个集团发生冲突，陈伯达站在※※一边，※※※写了《我的一点意见》，让陈伯达从此倒台。“电子中心论”也成为《人民日报》公开批判的对象。中国处于政治运动的狂热之中。电子和信息技术却在世界上突飞猛进。美国领先，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趁势而起，中国大陆在经济技术上被甩到后边。

1977年以后，包括※※※在内的※※※※※陆续出访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实地考察，猛省到中国的巨大差距。80年代，美国人托夫勒写了一本《第三次浪潮》，中国领导层迅速接受他的观念，决定把握机遇，搭上新技术革命的快车。※※※甚至号召学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

陈伯达这时已经出狱。他对儿子陈晓农说：“工业问题”这个“文件被否定，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否则※※※有可能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经济上来。※※※这个人总要找件事情做，他的性格就是这样，耐不住寂寞，这件事没有做成，他就找另一件事去做。如果他当时把注意力转到经济问题上来，就不会搞后来的‘※※※※※’。”其实，这只是陈伯达一厢情愿的假设。※※※搞了一辈子※※※※，以他的性格，即使认识到电子技术的重要，同意把“以钢为纲”改为“以电子为中心”，也不会放弃发动※※。当然，陈伯达的话也可以这样解读：如果※※※不发动※※，他就不会担任※※※※小组组长，晚年也就不会在政治上铸成大错了。

可惜，※※不能假设。

其实中国在五六十年代，科技上并没有那么落后，虽然不富裕，也算一个穷书生，很多技术在苏联的帮助下还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可惜后来自己原地折腾甚至倒退了十年，别人却超前飞奔了十年。再要追，就难了……

看着蛮惨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