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0%稻米存在镉污染 湖南两广多地污染严重

2011-02-14 09:57:11　来源: 《新世纪》-财新网　跟贴 1 条 手机看新闻

核心提示：有研究团队在采样调查发现，10%的市售大米存在镉金属超标，人在食用这种大米之后会导致“骨痛病”，但学者的尴尬在于，迄今没有官方或医疗单位确认上述症状究竟为何病；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几乎没有关于重金属污染土地的种植规范，大量被污染土地仍在正常生产稻米。

从一张油漆斑驳的桌子下面，84岁的李文骧老人扯出小半袋大米。颜色纯白，略有透亮感，颗粒饱满，肉眼看不出这些大米有什么异样。

但是，经过检测，这种大米中镉成分严重超标。当地人将这种大米简称为“镉米”。

镉，一种重金属，化学元素周期表中排序第48位。在自然界，它作为化合物存在于矿物质中，进入人体后危害极大。

李文骧老人怀疑自己得的怪病与这种大米有关。老人身体还算硬朗，但已经20余年没法好好走路了。只要走上不超过100米，脚和小腿就会酸疼难忍。

医生无法确切诊断，老人干脆自己命名——软脚病。他告诉本刊记者，在其生活的广西阳朔县兴坪镇思的村，另外十几位老人也有类似症状。

从1982年退休回村算起，李文骧吃本村产大米已有28年。多位学者的研究论文证实，该村耕地土壤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就已被重金属镉所污染；相应的，所产稻米中镉含量亦严重超标。

医学文献已经证明，镉进入人体，多年后可引起骨痛等症，严重时导致可怕的“痛痛病”。所谓“痛痛病”，又称骨痛病，命名于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该国由于开矿致使镉严重污染农田，农民长期食用污染土壤上的稻米等食物，导致镉中毒，患者骨头有针扎般剧痛，口中常喊“痛啊痛啊”，故得此名。这种病的症状与李文骧老人所说的软脚病非常相似。多位学者也直指，思的村不少村民已具有疑似“痛痛病”初期症状。

类似案例不只出现在广西思的村。实际上，多个地方均有人群尿镉等严重超标和相应症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无论农业部门近年的抽查，还是学者的研究均表明，中国约10％的稻米存在镉超标问题。对于全球稻米消费量最大的国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现实。

在镉之外，大米中还存在其他重金属超标的问题。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所研究人员即发表论文称，中国内陆居民摄入※※汞的主要渠道是稻米，而非鱼类。众所周知，※※汞是著名公害病之一水俣病的致病元凶。

一个完整的食物污染链条已经持续多年。中国快速工业化过程中遍地开花的开矿等行为，使原本以化合物形式存在的镉、砷、汞等有害重金属释放到自然界。这些有害重金属通过水流和空气，污染了中国相当大一部分土地，进而污染了稻米，再随之进入人体。

数以千万计的污染区稻农是最大的受害者。稻米是他们一日三餐的绝对主食，部分农民明知有污染，但困于卖污米买净米之间的差价损失，而被迫食用污染大米。更多农民则并不知道自己食用的大米是有毒的，他们甚至不清楚重金属是什么。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几乎没有关于重金属污染土地的种植规范，大量被污染土地仍在正常生产稻米。

而且，污染土地上产出的污染稻米，绝大部分可以畅通无阻地自由上市流通。这导致污染稻米产区以外的城乡居民也有暴露危险，而危险程度究竟有多大，目前尚缺乏研究。

思的村怪病

多位土壤学者在其论文和讲义中不具名地提到桂林思的村，直称不少村民具有疑似“痛痛病”初期症状，且“鸡下软蛋，初生小牛软骨”

71岁的秦桂秀是思的村又一位“软脚病”老人。最近四五年间，她总是双腿发软，没有力量，一走路就痛。此外，她的腰也经常痛。她曾到桂林市一家大医院求治，被诊断为“骨质钙化”。具体病因，医生表示不清楚。

她说，本村有此类症状的不止十几人，或许50人都有。但本村一位村干部并不赞同她的说法，认为农村人腰酸背痛是常有的，这样的统计没有意义。这位干部同样无法解释如此多人有相同症状的原因。

事实上，国内多位土壤学者在其论文和公开讲义中不具名地提到思的村，直称该村不少村民已具有“痛痛病”初期症状；村中曾出现“鸡下软蛋，初生小牛患软骨病”的现象。

本刊记者向部分当事学者求证此事，学者们修正了上述说法。他们认为，更准确的说法是，部分村民有疑似“痛痛病”初期症状。学者的尴尬在于，迄今没有官方或医疗单位确认上述症状究竟为何病。

2010年12月，本刊记者在思的村走访时，多位村民私下证实，村中确有不少人浑身疼痛。一位上世纪80年代初从外村嫁来的村民说，当时外村女孩都不愿意嫁到本村，说是生的小孩会是“软骨头”。她嫁来后发现，这个说法有点夸张，但人们的担心至今没有消除。

村民证实，粮食未全面放开前，国营粮库曾经免收本村公粮。收粮的官方工作人员说：“你们村大米有毒。”该村村民与别村最大不同是，他们只能吃这种“有毒”、国家都不要的大米。

严冬中，村庄外的耕地里满是水稻收割后留下的稻茬，旁边一些蔬菜则长得翠绿可人。但这片被称做大垌田的近千亩耕地确实“生病”了：1986年的实测数字显示，上述土地有效态镉含量高达7.79毫克/千克，是国家允许值的26倍。

广西桂林工学院教授林炳营在该村的研究表明，1986年，该村所产水稻中，早稻含镉量是国家允许值0.2毫克/千克的3倍，晚稻则是规定值的5倍以上，达1.005毫克/千克。

阳朔县农业局农业环保站一位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该片土地重金属情况至今未有多大改善。一位资深农业专家说，镉污染具有相当大的不可逆性，土壤一旦被污染，即便经过多年，所产农作物中的镉含量也仅会有细微变化。

稻田的水源是流经本村的思的河，污染源是村庄上游15公里以外的一家铅锌矿。这家规模并不算大的矿，上世纪50年代起作为本县国营矿被开采，其时几乎没有环保设施，含镉的废水作为灌溉用水流进了村民的耕地。

据统计，共有5000余亩土地被该矿污染，大垌田是其中最严重的1000亩。后有研究表明，矿山早期废水含镉量超过农灌水质标准194倍。

这家铅锌矿效益并不好，几十年间时开时关，目前已转至私人手中。与此同时，没有村民明确地知道，这些来自大米中的“毒”，是否进入了他们的身体，进入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多数人无法证实身上的痛是一种病，更无法证实其与稻米的相关性。

10％大米镉超标

南京农大潘根兴团队在全国多个县级以上市场随机采购样品，结果表明10％左右的市售大米镉超标

受到镉污染的，绝不仅仅是思的村的大米。

2002年，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曾对全国市场稻米进行安全性抽检。结果显示，稻米中超标最严重的重金属是铅，超标率28.4％，其次就是镉，超标率10.3％。

五年之后的2007年，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所（下称南京农大农研所）教授潘根兴和他的研究团队，在全国六个地区（华东、东北、华中、西南、华南和华北）县级以上市场随机采购大米样品91个，结果同样表明：10％左右的市售大米镉超标。

他们的研究后来发表于《安全与环境》杂志。但遗憾的是，如此重要的研究并未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多位学者对本刊记者表示，基于被污染稻田绝大多数不受限制地种植水稻的现实，10％的镉超标稻米，基本反映当下中国的现实。

中国年产稻米近2亿吨，10％即达2000万吨。如此庞大的数字足以说明问题之严重。潘根兴团队的研究还表明，中国稻米重金属污染以南方籼米为主，尤以湖南、江西等省份为烈。2008年4月，潘又带领他的研究小组从江西、湖南、广东等省农贸市场随机取样63份，实验结果证实60％以上大米镉含量超过国家限值。数值如此之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南方酸性土壤种植超级杂交稻比常规稻更易吸收镉，但此因之外，南方诸省大米的镉污染问题仍然异常严峻。

潘根兴告诉本刊记者，中国稻米污染的严峻形势在短期内不可能根本改观。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陈同斌研究员，多年致力于土壤污染与修复研究。他对本刊记者说，中国的重金属污染在北方只是零星的分布，而在南方则显得较密集，在湖南、江西、云南、广西等省区的部分地方，则出现一些连片的分布。

陈同斌对广为流传的中国五分之一耕地受到重金属污染的说法持有异议。他根据多年在部分省市的大面积调查估算，重金属污染占10％左右的可能性较大。其中，受镉污染和砷污染的比例最大，约分别占受污染耕地的40％左右。

如果陈同斌的估计属实，以中国18亿亩耕地推算，被镉、砷等污染的土地近1.8亿亩，仅镉污染的土地也许就达到8000万亩左右。

让人心情沉重的是，这些污染区多数仍在种植稻米，而农民也主要是吃自家的稻米。不仅如此，被重金属污染的稻米还流向了市场。中国百姓的健康，在被重金属污染的稻米之前几不设防。

追踪镉污染

湖南株洲新马村、广东大宝山等多个地区，稻米均被严重污染

距广西思的村2000余公里的湖南株洲市新马村，2006年1月发生震动全国的镉污染事件，有2人死亡，150名村民经过体检被判定为慢性轻度镉中毒。当年9月11日，湖南省※※公布调查结果，认为该村饮用水和地下水未受镉污染，但耕地土壤受到镉污染，稻谷中重金属严重超标。

2011年1月，本刊记者再次来到位于株洲市天元区马家河镇的这个村子。该村及相邻两村共计千余亩土地已被当地宣布弃耕。村民至今认为，原先村中开办的摩托车配件厂向地下排放含镉废水是村民镉中毒的最直接原因，不过，※※力主的稻米镉污染也被村民认为是一个重要原因。

当地※※至今没有正式公布该村稻米中的镉含量。南京农大农研所潘根兴教授一行，曾于2008年4月间向该村村民索要过两份原产米作实验室化验，结果显示，其镉含量分别为0.52毫克/千克和0.53毫克/千克，是国家标准的2.5倍。

株洲新马村耕地中的镉污染，主要来自1公里外的湘江。湘江是中国受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河流，新马村上游数公里的霞湾工业区即是湘江重金属污染的主要源头之一。

在株洲市数个工业区周边，数十平方公里的农田被重金属成片污染。位于霞湾工业区边缘的新桥村村民向本刊记者证实，新桥、霞湾和建设等村数千亩土地早在上世纪80年代前就被霞湾工业区排放的重金属废水污染。当地※※每年向每亩稻田发放800斤稻米的补贴，这样的补贴已有20多年。

而在湘江株洲、湘潭段，两岸有数量庞大的土地直接用湘江水灌溉。在理论上，它们受污染的可能性极大，但这方面的研究和数字较为缺乏。湘潭市环保协会副理事长王国祥曾出资检测湘潭县易俗河镇烟塘村的土壤和稻米污染情况，结果土壤含镉量和稻米含镉量均严重超标。

2008年新马村那次取样前后，潘根兴一行还专赴其余数个被媒体广为报道的镉污染地区进行稻米取样。这些地方有广东大宝山地区、湖南郴州白露塘地区、江西大余漂塘地区等。经实验，这些地方的稻米均被严重污染，镉含量至少0.4毫克/千克，高的可达1.0毫克/千克，总体是国家限值的2倍至5倍。

48号魔鬼

工业革命释放了镉这个魔鬼，而水稻是对镉吸收最强的大宗谷类作物

近几十年间，类似思的村和新马村镉米“有毒”的故事，在中国为数众多的村庄上演。对于65％以上人口以水稻为主食的中国来说，这样的故事无法让人感到轻松。

镉是一种银白色有光泽的重金属，化学符号Cd，原子序数48。它原本以化合物形式存在，与人类生活并不交会。工业革命释放了这个魔鬼。国外有研究推算，全球每年有2.2万吨镉进入土壤。

镉主要与锌矿、铅锌矿、铜铅锌矿等共生。在焙烧上述矿石及湿法取矿时，镉被释放到废水废渣中。如开矿过程及尾矿管理不当，镉就会主要通过水源进入土壤和农田。美国农业部专家研究表明，水稻是对镉吸收最强的大宗谷类作物，其籽粒镉水平仅次于生菜。

已有研究表明，镉主要在肝、肾部积累，并不会自然消失，经过数年甚至数十年慢性积累后，人体将会出现显著的镉中毒症状。镉使人中毒的最通常路径是，损坏肾功能，导致人体骨骼生长代谢受阻，从而引发骨骼的各种病变。上世纪60年代日本富山县神通川流域的骨痛病患者，影响人群达数百人。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太原环境医学研究所刘占旗等研究人员，曾在2000年前后调查国内某铅锌矿污染区260名有20年以上镉接触者。其中84名接触者骨质密度低于正常，他们多数诉称身体有莫名疼痛，而最严重的22名接触者中有19名出现不同程度的骨质疏松和软化。

更有学者的初步研究表明，中国南方某些铅锌矿区域中，人群癌症高发率与死亡率与土壤镉含量及镉超标大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除了镉，其他重金属也在侵蚀着中国的稻田和大米。

例如，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所冯新斌团队以贵州多个汞污染地区为例，在2010年9月美国《环境健康展望》杂志发表论文说，中国内陆居民摄入水俣病元凶※※汞的主要渠道是稻米，而非鱼类；浙江大学张俊会在2009年的博士论文中分析，浙江台州9个有电子废物拆解※※的自然村中，其中7个的稻田土壤受到不同程度的镉、铜、锌复合污染；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李永华团队2008年的研究则表明，湖南湘西铅锌矿区稻米铅、砷污染严重。

体制放大镜

村民均明知大米“有毒”却仍然长年食用。一位村民说：“有钱的用钱扛，没钱的有命扛”

面对被重金属污染的大米，人们往往束手无策。本刊记者在株洲新马村附近的新桥村采访时发现，村民均明知大米“有毒”却仍然长年食用。一位村民对此表示无奈，她说：“有钱的用钱扛，没钱的有命扛。”

这位村民道出的一个南方农村现实是：每人只有几分田，土地仅够产出口粮。假如卖污染米再买净米，其间较大的差价也会推高他们的生活成本。

多位学者指出，中国现行的土地承包到户制度，以及农民口粮基本自给等现实国情，成倍放大了稻米的重金属污染问题。

潘根兴认为，西方国家土地私有，农地主要由农场主和大公司种植，一旦部分土地被重金属污染，出于维护整体利益考虑，农场主或大公司很快会选择弃耕或调整作物。而中国的农民出现污染后个人无力应对，只能选择被动承受。

学者表示，西方国家比中国更重视企业经济行为的环境负外部性，一般要求企业向※※缴纳环境维保基金，这笔资金在多数情况下可以应对包括土壤污染在内的环境问题。而中国※※缺少这样的制度安排，客观上鼓励了环境负外部性的产生。

此外，※※对土壤污染信息的习惯性封锁，导致官民之间严重地信息不对称，更多的自耕农在茫然不知或知之甚少的情况下食用了重金属超标大米。

独特的饮食习惯也导致大米重金属污染在中国更为突出。稻米并非多数西方国家绝对主食，但65％的中国人以稻米为绝对主食。有学者计算，即便稻米达到国家限定的镉含量0.2毫克/千克，中国南方人每日摄入镉的总量也大大超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限定额。

镉米不设防

数量众多的重金属超标大米只要被允许种植，必然会有人受害

在几乎没有监管或者没有有效监管的现实下，重金属超标大米享受着让人感到恐怖的“自由”。

除在少数地方因为极端污染事件被叫停，大多数被污染土壤的主人即自耕农，均可以自由选择种植作物种类，包括稻米。广西思的村和湖南新桥村的农民，就没有收到任何来自※※方面的种植禁令。

此外，除了少量重金属超标大米在市场上流通时被检出，※※部门通常没有对村民和市民如何避免吃到被污染大米给出意见。

实际上，重金属超标大米在现实中是完全可以自由流通的。思的村和新马村的大米并未被※※方面禁止对外销售，因此，虽然多数稻米被村民自食，但仍有相当数量污染米自由流向市场。

近几年，由于国家在食品安全制度方面加大了力度，重金属超标大米大概很难出现在大中城市的大型超市中。但在各县市以及乡镇的农贸市场中，污染大米仍然令人防不胜防。

2008年2月，四川成都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在食品安全抽检中，检出邛崃市瑞泰米业有限公司和四川文君米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大米镉超标，要求两企业整改。按照中国现行的食品质量管理法规，两家企业因生产销售镉超标大米是违法的，接受处罚天经地义。

但两家企业表达了委屈：第一，企业在购进大米时，本着就近原则收购，由于中间商的收购渠道复杂，无法判断哪个区域含镉，无法从进货原材料上控制；第二，镉超标与企业生产工艺没有关系，应与土壤含镉有关。

学者更普遍的看法是：※※一方面未在源头上禁止重金属超标大米，即允许在污染土壤上种植稻米，另一方面又在流通中禁止重金属超标大米，这是自相矛盾的，在现实中也是难以执行的。

一个不容乐观的事实是，数量众多的重金属超标大米只要被允许种植，必然会有人食用，也必然有人受害。

一般认为，流通到城市的重金属超标大米毕竟只是少数，由于不断更换所消费大米品种等原因，市民即使吃到重金属超标大米，危害也较小。

但陈同斌及其同事多年观察发现，随着土壤污染区农村居民生活日渐富裕和健康意识的增强，他们更趋向于将重金属超标大米卖到城市，再换回干净大米，所以城市居民遭受重金属毒害的风险也在日益增加。

2006年，湘潭市环保协会副理事长王国祥在靠近株洲的湘潭城区采集了500名喝湘江水的市民尿样，与其合作的长沙某医疗机构据此检测出一个吓人的结果：30％的人尿液镉超标，10％的人按国家职业病防治标准需要专业治疗。由于种种限制，王没能开展更多的检测。有研究人员认为，那些镉超标的湘潭市民除了饮湘江水的原因，很难说没有镉超标稻米的影响，因为在湘潭市场上也购到过镉米。

不管官员与民众愿意与否，多位学者认为，有一个趋势值得注意，即未来中国农产品安全问题中，重金属污染将取代农药，成为事故多发地带。

(本文来源：《新世纪》-财新网 )

西南部分省份重金属主产区附近农田疑遭污染
2011-02-22 02:29:06　来源: 中国经济周刊 (北京)　跟贴 129 条 手机看新闻
根据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的公开论文资料显示，砷作为锡的伴生矿由于利用价值不高，70%以上都成了被废弃的尾矿。截至2008年，中国至少有116.7万吨的砷被遗留在环境中，这就相当于百万吨的砒霜被散落在旷野中，任雨水冲刷，注入河流，渗进土壤……

2009年4月13日，云南阳宗海砷污染事件时隔十个月后的现场，厂区外黑色防渗漏的塑料布下被“封存”的土地。

因矿产资源滥挖滥采造成的农田重金属污染，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中国经济周刊》实习记者 李妍|北京报道

阿月是一位就读于※※民族大学的少数民族姑娘，来自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某村，刚上大一的她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她说：“我能来北京上学，是很幸运的。”

谈及家乡，阿月情绪复杂。

云南个旧被称作“锡都”，占地1587平方公里，人口45.33万，锡的保有储量为90多万吨，占全国锡储量的三分之一，全球锡储量的六分之一。

在这里，所有的人都与锡紧密相关。

阿月的爷爷曾在锡矿工作30多年，阿月的爸爸是当地小有名气的锡艺工匠，阿月的哥哥在做锡工艺品进出口生意，阿月抚摸着陪伴她18年的小锡镯，它已经紧紧卡在阿月瘦削的手腕上。

锡，让这片土地变得热闹异常，随处可挖的锡矿让附近村民迅速富裕起来，出嫁的女儿身上，都会缀满沉甸甸的锡饰。当地人认为，锡是神灵赐予他们的珍宝。

但与锡相生相伴的，是砷，其化合物是砒霜的主要成分。

根据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的公开论文资料显示，在※※，砷作为锡的伴生矿由于利用价值不高，70%以上都成了被废弃的尾矿。截至2008年，※※至少有116.7万吨的砷被遗留在环境中，这就相当于百万吨的砒霜被散落在旷野中，任雨水冲刷，注入河流，渗进土壤……

于是，这片因锡而富裕的土地也在因砷而痛苦。

阿月的爷爷死于砷中毒引发的肺癌。阿月的三个伯伯也是老矿工，因同样的病症已先后去世，阿月的爸爸后来离开了锡矿，可是已经染上了严重的砷中毒，连劈柴的力气都没有，好在后来学了点手艺活，以维持生计。

从此，阿月的家乡被称为“癌症村”。这里的癌症病发率一度高达2%，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100倍，平均寿命不足50岁。

上世纪90年代起，※※和地方※※共同出面开展了整顿和治理工作，所有锡矿工人都要戴上防毒面具下井。但是，已经被污染的土地和地下水难以修复，沉重的※※并没有过去，受害的也不只是父辈。

阿月的哥哥视力很差，太阳下山了就看不清东西；阿月的姐姐身上有淡淡的毒斑，村里的很多年轻人都瘦弱无力，经常生病……

阿月的家里原来有十二亩地，种烟叶和柿子树，每年能有上万元的收入。“烟叶早就没了，谁敢抽‘砒霜烟’啊？柿子树上结的柿子都黄澄澄的，拨开了核儿都是黑的。妈妈原来最爱吃柿子，我这辈子都不会吃柿子了。”

这片曾经富饶的土地已经无法耕作，农民们没了生路，水和菜都要到几百里外的镇上买，入不敷出的生活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背井离乡。

记者问阿月，毕业了会回家乡工作吗？阿月沉默了很久，小声说：“我也不知道。”

痛苦

类似的案例不只是出现在云南个旧。

2001年，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遭遇了百年一遇的洪水，突如其来的天灾摧毁了家园，可是，更大的痛苦却在洪水之后。

洪水冲垮了上游废弃的尾砂坝，导致下游万余亩农田有害元素最高超标246倍，农作物基本绝收，临近的刁江100多公里河段鱼虾绝迹，沿河地区全部污染。直到2004年，仍有60%的农田寸草不生，成为荒漠，刁江下游的河池市长老乡多年来报名应征入伍的青年，竟没有一个能通过体检关。

曾有调研专家估算，“毒水”将经刁江进入珠江水系，整个珠三角都将因此遇难，污染会很快蔓延至百万亩土地，影响过亿人口，修复年限超过百年。

除了云南、广西，还有湖南、四川、贵州等重金属主产区，很多矿区周围都已经形成了日渐扩散的重金属污染土地。

国土资源部曾公开表示，中国每年有1200万吨粮食遭到重金属污染，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而这些粮食足以每年多养活4000多万人，同样，如果这些粮食流入市场，后果将不堪设想。

掩盖

曾有一位从事土地污染研究多年的科学家告诉了记者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

就在前几年，这位科学家受邀到某地检测土地重金属污染情况，实验结果出来后，科学家大为震惊，因为这块全国著名的粮食主产区污染情况已经严重到令人咂舌！科学家亲自将监测报告递交给当地的一位高级官员，这位官员在沉思良久后说道：“这个情况确实非常严重，我们也一直很重视，但是，我们目前无力治理，所以请不要告诉任何人我看过这份报告。”

记者通过多方搜集，找到了权威机构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的多篇学术论文，这些论文尚未在社会上公开披露。

根据论文资料显示，广东连南、广西南丹、湖南常宁、湖南常德、湖南郴州等地都存在着大量砷渣废弃，导致矿区周围农作物含砷量超过国家标准几百倍的情况。

湘江，全长856公里，流域面积9.46万平方公里。这条灌溉了半个湖南的“母亲河”如今却因为接纳了大量工业废水，使河水中的砷、镉、铅的总量占全省排放总量的90%以上。

课题研究组还做了农作物重金属含量实验，实验结果证明，从衡阳到长沙段的湘江中下游沿岸，蔬菜中的砷、镉、镍、铅含量与国家《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比较，超标率分别为95.8%、68.8%、10.4%和95.8%。而这些“超标农作物”不仅被当地农户每天食用，还被运送到更多的乡镇和城市……

论文中还提及，水田土壤中的砷、锌的含量还要高于菜地。据科研专家介绍，由于水对重金属的吸附能力更强，水稻等水田农作物的重金属含量会更高。

2008年，湘江中下游农田土壤和蔬菜重金属污染调查实验结果全部出炉，但是仅作为科研成果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并未能在社会上公开以得到足够的重视。

据湖南省※※门户网站消息，2010年，国家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重要工程立项，并于6月投资4.6亿元建设基础设施，9月获得国家环保部专项治理资金的支持，“湘江再见清水指日可待”。

但据科研学者介绍，按照调查论文中所提及的污染区域计算，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至少需要百亿投资和十年以上的恢复周期。

那么，这些“污染重灾区”的粮食是否流入市场，严重影响粮食安全呢？

2010年11月，记者致电湖南国家粮食质量监测中心，接线人员称，粮食重金属含量检测对设备和技术人员的要求都极高，目前国内能做出权威检测的机构很少，他们目前还没有相关检测项目，因此不能表态。

今年2月16日，记者再次致电湖南省粮油产品质量监测站，该站负责人员称，从仪器设备和技术水平上而言该站可以做粮食重金属含量的相关检测，但是，“我们单位没有做过湖南任何地区的粮食重金属含量的检测，所以没有数据。”

凶手

大规模的土壤重金属污染，究竟是如何逐渐形成的？

曾对矿业市场做过多年深度调研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罗仲伟认为，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实行的是“大矿大开，小矿放开，有水快流”的政策。

“其结果就是地方※※拥有中小矿产资源开发的审批权，‘一哄而上’全民办矿的局面就此形成。” 罗仲伟认为，正是因为采矿权的混乱导致了※※矿业多年来一直存在着集中度不足，开采工艺落后、统筹规划欠缺的“三大短板”。

(本文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

再议“镉米”危机：公众首先要有知情权
2011-02-21 08:03:31　来源: 《新世纪》-财新网　跟贴 6 条 手机看新闻
核心提示：既然超标镉米的广泛存在已是不争事实，公众首先就要有知情权。同样需要晓喻公众并引起关注的还包括更大范围的土壤重金属污染。

实总是复杂的。本刊上期以封面报道位置发表“镉米杀机”一文，揭示中国稻米重金属污染现状。文章发表后，海内外反响强烈，其中，既有广大读者的焦急、愤懑、关注和期待，也有一部分人的异议。异议可称为三“无”。

一曰“无可奈何”。认为该文所述并非秘密，而是司空见惯的事实。如此普遍的污染，怎么治理得了？既然没办法，又何必“捅”出来？

二曰“无足轻重”。认为中国的土壤污染并不严重，镉污染更是有限。纵使吃了镉米，也不一定会患日本曾出现的“痛痛病”，何必大惊小怪？

三曰“无动于衷”。前述“二无”虽然观点相反但结论相若，都主张不必直面镉米和土壤重金属污染风险，既如此则更不必有所行动。于是，多处地方或由官员或由专家出面，表示本地流入市场的大米没有问题；本应做出反应的※※主管部门及污染严重地区的※※均保持沉默。

我们对“三无”态度完全不能接受。

既然超标镉米的广泛存在已是不争事实，公众首先就要有知情权。镉米当然不是※※钾，食用镉米并不意味着快速中毒乃至死亡，而且中国目前的镉米超标还不很严重，但这对于身处镉米威胁中的人来说，不过是不幸中之万幸。因为镉之于人体的有害性毕竟是公认的，事实上重金属中毒往往是慢性中毒，在几十年后才出现临床反应。更何况，在广西、湖南的某些地区，已经发现重度污染的镉米，某些村落已经有多名村民出现镉中毒症状，而这些地区仍在种植、出售和食用受到严重镉污染的稻米。倘※※对此毫不设防，危险就在每一个人身边。

同样需要晓喻公众并引起关注的还包括更大范围的土壤重金属污染。根据各个污染区的不同情形，稻米中超标的有害重金属不只是镉，还可能包括铅、砷、汞、铜、锌等。除了稻米，其他农作物同样有可能受到重金属超标的影响。重金属污染畅行无阻，正是最令人担忧之处。

近年来，中国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而“食品安全”的核心挑战就是土壤污染。环保部门早已承认，中国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相当严峻。据估算，全国每年受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土壤污染造成有害物质在农作物中积累，并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引发各种疾病，最终危害人体健康。

土壤重金属污染并非某一届※※的责任，而是长期应对不力结下的苦果；土壤污染治理，恰为环境治理的难中之难。不过，这绝不能成为※※对此视而不见、无所作为的理由，更不能因为担心公众恐慌而隐瞒真相或是大事化小。“镉米杀机”所展示的环境挑战和健康威胁应当成为契机，实施综合治理再也不应等待下去了。

综合治理需要信息透明在先。应当承认，近年来，环保部、国土资源部和农业部等部门均从不同方向，对土壤污染、粮食污染情况展开大量调查研究。这些调查结果并非“机密”，应当尽可能公之于众，方便查询，既为研究者及各级决策者提供信息支持，也有助于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治理。以调查结果为依据，※※加大投入，推进重金属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研究，推进治理污染的科研实验，亦为紧迫的基础性工作。

治理土壤污染比治理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更加艰难。日本在1970年颁布《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开始了漫长的污染土壤修复，至今未达终点。中国也将经历这样的“苦难的历程”。在此过程中，※※的决心和执行力正是关键，而土壤污染立法也应提上议事日程。

中国还亟须建立环境健康干预体系，实现对重污染地区的监测和预警，以及污染受害者的救治和赔偿。环境污染造成的健康危害需要长期积累才会显现。可以预见，今后数十年间，中国重金属污染形势会有所好转，重金属污染引发的环境健康危机却将处于高发期。

今日中国之土壤重金属污染已经相当严重，但还没有演化成全局性生态灾难，※※作为的空间仍然比较大，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教训也足资借鉴。不过，如同其他众多问题一样，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治理涉及多个部门，极易遭受体制不顺之累。而且，个别地方※※还以治理污染为借口，将农业用地随意改为建设用地。如果相关部门协调不畅甚至相互掣肘，则本已困难重重的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便很难看到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说，清除土壤污染的前提是清除官员的意识之污、体制之亏，“镉米杀机”所昭示的挑战是深层次的。

(本文来源：《新世纪》-财新网 )

谁说南方人不爱大葱大蒜的？只是不爱生吃。

大葱大蒜解重金属毒？靠谱吗？

介个和饮食习惯有关，南方人不爱大聪大蒜的。其实这玩意才往出带身上的重金属那。
饮食习惯还是科学点好。日本人以前只吃鱼米。现在也小麦，牛肉了嘛。同时东亚民族啊。

领导们吃的都是经过太监们层层把关的事物。

请领导先吃！

用于制作酒精的话，重金属残留在酒糟中，酒糟还是要进入自然循环，并不能减少当地环境中的总体重金属含量。
生物质发电也是同理。

没啥，国人已百毒不侵

原本就看过湖南农田受开矿的污染，危害确实不小，这种污染，估计短时间都难以消除。

http://green.sina.com.cn/news/roll/p/2011-01-07/112821776810.shtml

　整个湘潭市的情况一度很不乐观。湘潭市农业局一位退休干部称，2002至2003年，市农业局曾对湘潭市湘潭县、湘乡市等下属七个乡镇27587公顷耕地的主要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进行了检测评价。

　　这一至今未对公众完全公开的结果是，稻田土壤污染严重——雨湖区重金属镉超标，岳塘区镉、汞严重超标，荷塘、昭山两乡5个土样汞超标1.63倍，镉超标4倍……“虽屡经治理，但情况依然没有本质的改善。”上述干部坦陈。

　　“湖南耕作区的土壤多为红壤和山地黄壤，都是酸性或强酸性。重金属污染更容易在酸性土壤中被吸收。”湖南一位土壤专家说，“重金属污染在稻田中累积，因为水稻对重金属的富集作用而传递到稻草和稻米中。”

　　湘潭市环保局一位人士透露，市环保协会曾牵头与湖南省农科院、中南大学一起负责一项全市重点镉污染土壤修复项目。当时的申请报告给出了一个骇人的数据，“湘潭市境内湘江两岸至少有50平方公里的土地受到镉污染，在被污染的土地生产的不少农产品镉含量严重超标，食用这些农产品的群众身体受到不同程度伤害。”

　　而据更早前的权威部门检测，受湘江水灌溉影响，湘江两岸的土壤、作物镉含量最恶劣时超标1倍至11倍，检测的稻米样本中已形成“镉米”的占50%。

　研究土壤重金属污染十年的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曾希柏担忧，“人们吃掉了这些重金属污染的饲料喂养的猪，又吃掉了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壤中种植出来的蔬菜和粮食，有些人甚至还喝着被重金属污染的地下水，人体就这样被二度污染，甚至三度污染。”

　　最后，湘潭启动的修复项目建议，对业已超标淀粉类的农产品加工成燃料酒精；而受镉污染的农作物枝叶秸秆则用于生物质发电，竭力避免进入食物循环链。　

　　多位业内专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各地重金属污染事件集中爆发前的2005年，国家环保部、国土资源部等部委曾牵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过首次超大规模的土壤重金属污染调查，但调查数据仍未见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