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上点他的摄影作品啊。让我们学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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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终觉得我是一个艺术家

（原载《大众摄影》2017.4.17）

（口述：王志平 采编：尤文虎 张一）

      我觉得我的摄影现在已经有个风格了，别人说一看就知道是王志平的。有人说你这照片不叫照片，叫画……也不知是夸我还是骂我呢。我这岁数，已经到了该说几句真话的时候了，我老说按下快门对我来讲就是备好木耳、肉片、葱、姜、蒜、鸡蛋……我是大厨，不给它炒成一盘王记风味木须肉我就不会端出去给别人吃，艺术家玩儿的就是个形式。我挺喜欢一句话：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

      ［一］
       我们家弟兄姊妹几个，只有我莫名其妙的跟艺术有关。我父母的工作和性格也跟艺术不沾边，都是政工干部。我妈妈在湖南衡阳时是技术工人学校校长，后来调到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教务处处长，相当于中层公务员。我爸爸在离世之前是中国对外展览公司总经理，我很尊重热爱我他，他是个好人，一个好干部，但是现代艺术的东西他不懂，我比他了解得多。他懂古的那些老学究的东西，写文章，有时候也写书法，传统的，练了半天练出一个“寿”字来，给人写就这个字写得挺帅。
      1962年前后，我来到北京，插班在一个“号码子”中学读书（北京93中）。在这个学校，我加入了美术组，当时美术组我们有四个朋友走的很近，到现在50多年了，关系仍没变，我从法国一回来就要见面。这几个人，一个是我们四个人中唯一考上央美附中的，王良武，现在是知名的画家，画油画北京的胡同，独一份；一个是研究岩画的，在※※民族大学，他也画油画，壁画；一个当过资深记者，也经常和美术沾边的，现在也还在画油画。我们的美术老师，是蒙古族，名字叫哈拉沁，汉名叫张文斌。他的画我现在记不起有什么了，但他是领我们入门的恩师。哈拉沁有一个朋友叫妥木斯，是内蒙古美协主席，他的画真好。张老师有的时候把妥木斯的画拿过来给我们看，我们真觉得油画能画成这样太棒了，跟当时所说的“美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完全苏联画派的东西，影响我太深了。初中奠定我的艺术基础，认识这哥儿几个，我们到处画速写画素描，大家互相影响，谁借到一本画册大家互相传着看，那会儿很难看到画册。
      当时我想以后我会当画家，还不怎么想到摄影，对我来说画画和艺术可不是玩儿，那是像我的生命，我到现在觉得我是个艺术家，只不过照相摁快门百分之一秒比用油画笔容易点。
      1965年我上高二，（我应是1966年高中毕业），听说※※※艺术学院要成立美术系，夹着一大堆画就报名去了，人家说你还没毕业，明年再来吧。我说你们舞蹈系不还招小学、初中毕业生么，听说军队招人不受毕业没毕业的限制。我说了半天，他们说那你把画留下来吧，我们跟领导说说，你回去等着，给你通知你来考试或明年再来考试。我回去等了没多久，军艺给我来了个公函，我很紧张，打开一看，竟是录取通知书！戏剧系舞美专业学员。
      后来别人才告诉我：戏剧系张主任很喜欢你的画，说这个孩子有才，但是不管会走歪，得管管他。就这样把我管进去了。
      幸运走进军艺的我却始终没上过一堂美术课，去了先是新兵训练，然后又下乡“四清”去了，回来就※※※※※，连教室在哪儿老师是谁都不知道。但在军艺之后，就能照相了，有时候借着照相机给朋友照相，那时候还玩雕塑，拿着照片给朋友做雕塑头像，有人说真像啊。后来还和一些工艺美校老师到颐和园一个大殿做雕塑，“32111救火队”，这个雕塑小组，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混进去了。

     ［二］
      1969年复原之后，“全民办电子”，我去的工厂是北京市无线电元件三厂，在苇子坑、南沙滩那边，往清河靠。复员军人到工厂，谁管你美术不美术，当车工，做电子元件。
      我那时候还画，但画得很少了。1975年时，在西四街口有原有个造寸服装店，是上海迁京的老店，被我们电子公司要过去做了一个电子技术普及服务部，这个服务部是个新成立的单位，卖一些厂里生产的选余品和处理品，因为有的元件很高端，军事上用不了民用就很好了，弄得一套套的，我们组装成五块钱一套电子零件买回去能自己装个半导体收音机，大家排着队买，很红火。当街拐角有几个大橱窗，需要人布置，公司听说我会画画，就把我抽调到那里去画橱窗背景，头对我说，你自己去买纸张画笔颜色，记得12个色都买齐啊！我还挺下功夫去画这个橱窗的。我记得画过一个小姑娘在地上吹蒲公英的，挺有装饰性的背景，前面摆上电子元件，据说后来这个橱窗好几年都没有变。
      画完了橱窗之后我应该回到工厂继续做工人去，但我跟领导熟了，说我不想回工厂了，他说那你就留西四这儿吧，算是个业务员兼仓库管理，“库头儿”。领导是个病号，爱来不来的，等于我成了这个电子技术普及服务部的头，滑稽地是我对电子知识一点不知道，我们家的黑白电视机怎么开关我都没弄清楚。
      这时候我上班在西四，住在东四，东四三条三十五号，一个北京大杂院里的一间前院耳房，对面是女厕所。房间里没上下水，出门对着就是女厕所，拐个弯儿是男厕所。
      1975年底，我的一个同学去香港探亲，她说我给你买点什么礼物，我说你能不能给我带个相机，她就给我带了台尼康单反相机。我说给她钱，她也不要，说我知道志平你对这个东西馋了很久了。其实当时如果她真要钱我也给不起，那时候我每天过商店，光看那个海鸥DF单反，460块钱，真想买，真买不起。这台尼康到底多少钱我不知道，我觉得起码得两三个海鸥的价格吧。
      1976年，周总理逝世，我跟服务部的人说你们照看着点儿，就一个人骑车去※※※了，也不远，天天往广场跑。严格地讲呢，我就是从这时候开始了我的摄影生涯。
      我拿着这台尼康相机，一开始拍就是※※※。我是被广场上的花山人海感动了，被中国人少见的骨气、少见的才气感动了，从一月份开始，我把这当成了我的事业，天天拍。我拍摄的视角也从※※※广场辐射开来。
      我拍了我们原来工厂里车间里女工在车床上摆着总理像工作，拍了学生从山上摘松枝，半夜往广场运，拍了降下的半旗，商店橱窗里的白花。据公安局说那几天小偷都没有犯案偷东西的，那时感觉中国人真可爱。就是这种极为浓郁的感情深深打动了我，艺术创作形式是要带感情的，我真的不是什么勇士，绝对不是政治上的。
      后来我整理了这些照片，编了那套《国丧》，约300幅照片。通过《国丧》我认识了很多朋友。比如李晓斌见了我也是兴奋不已，他对总理和摄影也都是极端的热情，当时真是走哪我们都在一起。包括后来办”四月影会”展览，去池小宁他们那儿，也是他跟着我去，还有在定福庄中学当老师的欧阳逸冰，他也是个热血青年，连夜在《国丧》上忘乎所以写了一些诗，写得很好。后来他到儿童剧院当了院长。

     ［三］
    《国丧》，我始终说是红白事的丧，一个大的悲哀场面。后来好多人说起来，都写“国殇”，这个“殇”呢是说人在少年时候夭折，我觉得这个字不论是写※※※还是写总理都不太合适，我说的就是丧事的丧。
      那套《国丧》当时传得很广，我也搞不清借给谁过，就是传来传去的看。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宜是我的朋友，她也借走过，说要给邓大姐看，我当然不会反对。后来她来跟我说，邓大姐希望我能给她洗几张照片。我就选着洗了几张，可能十张八张，不会超过二十张托周秉宜转给了邓大姐。后来周秉宜来跟我一块合影，照了张照片，就是为了交代这个事儿。
      大概是在1977年，有一个朋友说你该换换工作了，该搞摄影了，帮忙给我联系到中国农业出版社。一联系，社长也是个爱照相的老头，居然听说过我，马上就准了，把我从西四电子技术服务部调到了农业出版社当摄影记者和美术编辑，也画封面。这个出版社是农业部下面的，算是大出版社。我们美编室主任挺宠着我的，到了后来编《人民的悼念》和弄“四月影会”的时候，我有句话：忙得哪有工夫上班啊，哪有工夫生活啊，哪有工夫生病啊。那时侯还开玩笑说，出门看刮什么风，刮西风往东骑、刮东风往西骑，顺风骑总是能找到饭辙，走到哪儿一敲门，叫上朋友就上饭馆吃饭去了。
      遗憾的是，后来这套《国丧》传来传去找不着了，不知道到哪去了，我也没有太放在心上。
      1975年，我爱人过世后，我成了孤家寡人一个，这次才有机会、有可能忘我地去摄影。“四月影会”很多人后来都跟着我跑，也是因为我没有家庭，要是有家庭也不会那么玩儿命的干那个事业。
      1978年编《人民的悼念》那本书的时候呢，我对这些照片已经不太感兴趣了，一开始他们是有点想让我主要管这个事儿的。那时候新交的一个女朋友实在是太吸引我了，头热得发昏，我陪她出去旅行，去山西逛娘子关，跑了一大圈儿。画册这边根本就没顾得上编，我还说吴鹏、晓斌你们能者多劳，说句老实话，我在《人民的悼念》里面真是混事儿。
      但通过编这个画册，我又认识了不少人。我当时印象很深的是，通过晓斌的关系，认识了范曾。那次我到他家去，他光着膀子拿着把青铜剑，他收藏的一个剑，说你给我照相，下次我拿它当封面。拍完快走的时候我说我几个朋友都挺喜欢你的字的，能不能送张字，他说行啊，你呢我就送你张画吧，给我一个《东坡玩砚图》，后来我又送给我那个女朋友了。
      另一回我找范曾去，让他给我写两句诗，他看了半天，说这是谁的诗啊，我说是我女朋友写的，他说我写诗的话，这人一定是个过去的人物，我没有写过活人的诗句，为你破个戒吧。这两句诗具体内容我现在记不清了，但这幅字下场更惨，被我拿图钉按墙上，搬家的时候忘了摘了……现在我也不敢找他要字要画了，不跟要人民币一样么，当时就一句话的事儿。

     ［四］
      我跟黄永玉也是莫逆之交。黄永玉这个人是我最佩服的画家，我老说他这个人啊，叫他大师不合适，应该叫他这家伙。他太有才了，他的文笔、书法、画、思维、狡猾、灵巧……他是个全才。我那时候也画一些画，拿给他看，我的很多画都是学他的，他对我一生的艺术观和画风奠定了一个不容游移的基础，到后来我所做的很多探索和努力，只是为了“不要太像黄永玉的画”。
       跟他最早认识是我还在西四画橱窗时候呢。西四我们电子服务部楼上是工艺美术服务部一个裱画的车间，每天有各种画送去裱，我就老去看那些画，有的有名有的没名，有的画得好有的画得不好。突然有一天黄永玉来了，他在地上铺了丈二匹，整个大荷花翠鸟，抡圆了拳脚干了好几天，他把我震晕了，真是把我震糊涂了。我根本不管上班了，每天腾腾上楼，一呆就好几个钟头，看他怎么起稿怎么画，真好。也许是因为缘分份，也许是我身上也有点什么东西打动了他：我们之间话越来越多，感情越来越熟识。像是已经认识了一辈子似的（起码对于我来说是这样），我们成了忘年交。
       那时候我还带着女朋友去他家，他家也没电话，敲门就进去，一进去就俩仨钟头臭聊。他讲了很多人很多事儿，我们俩每次都记一些东西，最后凑了一篇文章，我们想从湖南开始写个黄永玉传，题目叫《我来到这个世上，为了看一看太阳》，黄永玉说起过的一句话。我俩下了很大功夫，还没写完呢就给黄永玉看，过了几天呢他说你们这文章可不行，里面扯的人太多了。他还讲他从香港回来，走大街上，看见什么都是美好的，主动跟警察握手，同志你好！这里面很多东西有他当“※※”时候的事儿，谁对他好谁对他不好。结果稿子没还给我，当时没电脑，手写的，好像也没留稿子，很有意思的一篇传记就夭折了。
       那时候我拍的照片也会给他看，他对我照片很感兴趣，我记得他拿一张照片说这个能不能给我留下，我说行送你了。过了不久我看到他有张画就用了我的照片一些背景，包括水里倒影一些肌理纹路和背后的山水，前面他加了鸟儿。我大儿子出生我拍了很多照片，我还挑了几张给黄永玉看，他看了三五张就看不下去了，他说了几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志平，有些照片，尤其是孩子的照片，在父母眼里永远是最美好的，要给别人看就得好好再选选了，父母的标准和别人的标准不同，我马上就脸红了。后来我在国内碰到朋友发很多他儿子的照片给我看，我把这话原封不动地送给他了，儿女的照片一定要慎重给别人看。
       黄永玉当时住的屋子很小，在罐儿胡同的一个平房大杂院里一角，没窗户，他自己画个窗户挂墙上说透透气，阳光明媚，蝴蝶草地上飞。因为老去他那里，老看有人找他求画，最后我忍不住了，我说黄先生，你也给我画一张吧，他半天没吭声，我马上后悔极了，我真后悔这个要求，十倍二十倍的后悔，可是停了一会儿，他说，有两个问题啊：一是我的画如果画得好呢，他指着里屋，意思是他夫人，不愿意送人；第二我这屋太小了，你看没法画。我就顺口说那你到我那儿画去吧，我就一个人住。没想到过了两三天，他跟儿子夹着宣纸带着颜色真来了，跑我家画了两天，给我画了一个整张高丽纸的荷花水鸟，款：“丙辰秋为志平弟写荷花數朵水鳥兩只，湘西黄永玉时年五十四。”丙辰就是1976年，这个画呢因为种种原因呢我留下来了，后来我大儿子结婚的时候我没钱，就把这个画给他了。
       以后他“黑画案”※※了，不住胡同那个小屋子了，搬家以后，我就没去过他那了。隔了很多年，我给他打电话，他说你这个家伙那么长时间不来了，我说你现在不同，高朋满座我就不去凑那个热闹了，他说你不一样，你是老朋友啊。他最艰苦那时候我老往他那儿跑，我就觉得他的画太有东西了。

      ［五］
       出版了《人民的悼念》之后，这里面120个作者，大家互相之间都认识了，各行各业的都有。我们中间的骨干包括吴鹏、李晓斌、罗晓韵、任世民、安政、高强这些，大家凑一块就说咱们干点什么，我说咱们不玩儿政治行么，咱们玩儿点别的，这个“别的”就是艺术。我虽然在编辑组没干什么事儿，但是大家还都挺尊敬我的，我说这事儿完了咱们成立个“组织”搞影展。当时大家讨论这个“组织”叫什么名字，反正我思想很清楚，我说你们叫什么都行，但不能叫“四五影会”，后来有人回忆说是王立平给起的名字，叫“四月影会”，无所谓谁起的都行，可有人要说叫“四五影会”，我就修正叫“四月影会”，“四月”我是同意的，“四五”我是坚决不同意的。
       1979年第一回展览，说让谁写前言，请个演员？请个文化名流？请个政治人物？你请个谁？我觉得都有点可笑，我说就得咱们来，我后来看看也真是舍我其谁了，大家也都信我的。现在有人说你是中国第一个策展人，第一不第一不知道，策展人真算是个，从头到尾，照片拿来以后决定上还是不上，大概有个投票，最后还是我跟晓斌几个商量，大家说不行，我说行，还是会给送上去。
       第一回前言里说“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用艺术语言研究艺术”，现在看是大实话，这本来，外行不能领导内行，都是大实话，当时就有点让人吓一跳，可能会给你扣个“大帽子”什么的。弄到第三回展时候，我怕通不过审查，通过朋友，找到胡德平给他父亲看，他看了说没什么问题吧，就等于是年轻人玩儿一玩儿，就有一张格调不太好，德平给我们看，照片是一个大草帽，底下伸出两条白腿，海边上照的，他说的那一张，正好是我拍的，我女朋友。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啊，这个形式感挺有点意思的，海边上两条大腿没什么啊。我忘了最后展了还是没展，甚至可能我连这句话都没听他的就照样上了。
       从1979年开始我的照片就有很多“做假”的东西，玩形式的东西。所以那时候韩子善的文章就写，喜欢我的东西，又有些不理解，总觉得可能我在玩些什么。1985年的《文艺研究》杂志上发表过我的一篇文章《关于摄影艺术的一些随想和“偏见”》，也提的是这个意思。我老说一个作品如果光有好的内容没有好的形式，是标语口号，“一定要怎样怎样”，一个作品最好是有好的内容，同时有好的形式，成功的作品太多了；但是你光有形式没有内容，有时候也是很好的艺术品，很多国外的画家玩的就是个形式。我说内容是麦子、粮食，形式是※※、饺子、馄饨、面条，一个餐馆有名不是说你麦子给的足，而是厨子手艺好，形式玩得好，能把内容做出来，把本事拿出来。学徒也学形式，不会去学内容去，都是形式玩儿得好。
       一直以来我拍照有几个“毛病”，第一我尽量顺光，逆光反差太大接受不了；第二我会自然而然地站在对象的垂直平分线上，我特别不愿意在我的画面中出现透视、斜线这些东西。中国画两千年，没有一个画透视的。中国艺术家非常独特的，外国人不理解，人的两个眼睛是横的，看的视野是横着的，照相机、电影、电视都是欧洲人发明的，都是横构图，如果是中国人发明的很可能电影都是竖构图了，因为中国画的中堂啊条幅啊都是竖的，很多艺术上的规律没法说。我希望能把我的照片拍得更像一个平面的画。所以我不是太主张完全用人的瞬间性、戏剧性强的照片取胜，我不追求这个东西。我追求永恒的东西，一种绘画上的形式上的感觉。
       我们办完了四月影会的展览之后，星星美展办画展，就老有人把我和王克平弄混了，我没参加过星星美展，只参加过无名画会的展览，但是星星美展在美术馆前面办展览的时候，底下那些文字都是我用四月影会那个“体”给他们抄的，我忘了是王克平还是马德升来找我让写的了，都是很熟的朋友。无名画会不像星星美展有政治上的东西，都是些玩艺术的。

      ［六］
      1981年“四月影会”最后一回在美术馆办展览的时候，法国※※文化处有个叫齐福乐的小伙子来找我，说跟我商量个事儿，他是文化专员，自己说是个跑龙套的，最后我才知道他是法中文化交流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说你们的展览我们很感兴趣，很想搬到※※文化处办去，但你们这么多作品，不可能全部展出，我们只想办一个你个人的影展。我说这也没什么不行的啊，他就帮我操办这个事儿。1981年后半年吧，我的第一个个人影展是在法国※※举办了，当时法新社、路透社很多记者在这儿，说是不是※※的一个解冻信号，就很重视这个东西。
       那时候呢，法国※※给我印了一些票，让我发给朋友们，凭这个票就能进法国※※，我后来又找金伯宏的哥们儿于建英把这个票复印了，我发的很广，很多人拿到我的票了。结果※※门口当兵的有点傻了，没遇到过这种事儿，不知道怎么处理，一开始让进去，后来一看那么多人就挡住不让进。后面来的人就给我打电话，我就找了※※那个人，怎么办？他马上就到门口跟卫兵说，这是个文化展览，今天晚上到这里来拿着票的都是我们的客人，你们没有权利挡，就都放行了。
       当时展览的时候※※从马克西姆餐厅调来满桌子的法国小点心，那时候中国人有几个吃得着啊，谁能上马克西姆餐厅去？见都没见过。连吃带装，最后走的时候都拿走了。
       这个展览反应就很大，国外做了报道，我展览准备做两个星期，才展了一个星期的时候我们农业出版社党委把我叫去了，说听说你做了个展览在法国※※？我说是。他说你跟党委汇报了吗？我说没有，这是我个人的事儿。他说你真是没组织没纪律，这事儿很严重，外交部和公安部都通知我们了！我说我哪想到这么厉害，我真的没有什么歹心。他说你现在马上让他们停下这个展览，就让我在办公室当着党委※※的面打电话给法国人。电话里我给那边说展览我想停下来，那边问为什么，我说你别问了，是我个人的意见不想办了，他说那好，你是主人你怎么说我都听你的，但我给你传达一个信息，前两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人来看了这个展览，说之后要搬到他们那里再去办去，他说我都答应他们了，你不考虑一下吗，那边你知道怎么回事吗？我说不考虑，别说了。
       第二天，党委办公室一个男的就跟着我，派车跟我到※※，这个人根本就不敢进※※。我叫法国人出来，他已经把东西收拾好了。照片拿回去之后呢，党委说这些东西要看一看，说不是我们要看，是公安部要看展了些什么东西。过了一两个星期还给我了，一张不少，可能也没发现什么了不得的东西。
       完了之后，农业部党委给了我一个行政记大过处分，说我无组织无纪律什么的。这是第一个中国人私人在外交外事机构办展览。我也没把这个处分放在心上，让我签字我就签字，没觉得有什么影响。照样拿工资上班，朋友也没觉得我是犯过错误的。
       后来呢，※※文化处也知道了这个事儿。一个私人性的宴会上，当时的公使马腾也邀请我去了，他就跟我说，志平你的护照我们没有办法，你要有护照，到法国的签证我包了，什么时候你有护照你跟我说，我们肯定邀请你去法国，就有点对不住的意思，我倒是真的没有放在心上。
       那几年我和法国大※※的工作人员关系一直不错。大概是1984年吧，我和王苗去新疆拍照片，坐火车回来要五天四夜，还在吐鲁番买了葡萄带着。出了车站之后，有两个法国※※的朋友开车来接我。跟我们一个火车上的一个新疆来的朋友就搭茬问，从哪儿来的啊？她们说巴黎。巴黎远吗？她们说有点远。比※※※※还远吗？她们笑了笑。
       我最后是1985年走的。

      ［七］
       到了法国之后我坚定了一个想法，我觉得我的艺术永远不能跟政治挂上钩，一挂钩艺术上就掉份儿了，也就没人认你了。以前我就有这个概念，到法国之后更具体化了。没有一个世界级艺术家画的是跟政治有关的东西。接触越多越没有地位。
       这三十年我拍得不少，我自己觉得跟在中国时候拍的——有那个影子但是已经不太一样了。现在让我拍黑白我按不下快门去了，本来我觉得对色彩感兴趣一些，普罗旺斯一年到头是晴天烈日，我拍的就是色彩。印象派这些，就是色彩，颜色的变化，说到底还是形式。
       我在巴黎呆了十年，到法国南方二十年，前十年我在巴黎画画，靠卖画养家，我靠摄影真是没怎么赚过钱，老天爷，我现在才明白我为什么那么穷了，玩儿了命的换相机照相，别人拍卖我的作品，也跟我没一分钱关系。这些年我莫名其妙得到一些东西，莫名其妙失去一些东西，得到的东西我又没好好的保留，什么东西我都没留下来。
       有朋友说，“四月影会”这些人，有几个还像你这样还拍照片的？我现在瘾还越来越大，我自己觉得能跑得动我就照相，跑不动我再画画。

王志平 WANG  Zhiping：
1947年 出生于中国山东临清
1969年 毕业于※※※艺术学院舞台美术专业
1976年 开始摄影活动。在全国人民纪念※※※总理逝世及※※※四五运动中摄了大量※※纪实性图片，自己印洗照片300余幅编辑成摄影集《国丧》，流传甚广
1977年 应北京出版社之邀为特约编辑参与编辑大型摄影画册《人民的悼念》,入选作品六十三幅
1979年 策划组织北京当时最早的民间艺术团体“四月影会”。并连续于1979、1980、1981年发起主办了“四月影会”的三届《自然.社会.人》摄影展览，执笔前言。
1979年11月与摄影家李晓斌合作编辑《自然·社会·人----※※※后首次民间摄影展作品集》在香港出版
1980年 作品多幅入选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总理爱人民,人民爱总理>影展
1980年 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
1980年 起与摄影家王苗、李晓斌合作拍摄编辑配词配乐幻灯作品集《野外拾回的小诗》《西部中国漫游》《霸县行》等。在国内首次用幻灯讲座形式展示摄影作品
1981年 在法国驻华大※※（北京）举办《王志平艺术摄影展》。这是国内艺术家首次个人在国外驻华机构举办的艺术展览
1984年 作品十三幅参加法国PICTO公司主办的《中国人眼中的中国》影展，该影展于巴黎国际摄影月、比利时国际摄影节期间在欧洲多个城市巡回展出
1984年 签约加盟法国ANA图片公司
1985年5月参与组织策划《中国现代摄影沙龙85展》，执笔前言
1985年 10月赴法国定居
1985年 收到法国国家摄影学院（阿尔勒）客座教授授课邀请书。(实际上因为语言困难而婉言谢绝未能实施)
1986年 在法国巴黎HATIER出版社出版摄影画册《中国影象》，这是在法国正式出版的第一本由中国摄影家拍摄的有关中国的摄影画册
1986年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青年摄影家王志平》
1988年 4月在香港艺术中心举办个人摄影艺术展《巴黎情调》
1988年作为中国摄影家代表团成员参加了法国阿尔勒“国际摄影聚会”及《中国摄影家作品展》
1988年 9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摄影艺术展《异彩巴黎》
1990年 在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摄影画册《巴黎橱窗》
2008年 在昭通、昆明、北京、天津等地举办个人摄影艺术展《遍地风流—普罗旺斯人物卷》
2009年 应邀参加第八届中国摄影艺术节暨2009首届大理国际影会
多次在国内一些大、中城市举办幻灯观摩讲座。多次在法国各城镇举办个人摄影艺术展览。摄影作品多次在法国《GEO》、德国《GEO》，《明星》、意大利《科学与生活》、台湾《大地》、《皇冠》，《美丽佳人》，香港《中国旅游》，《国泰航空》、北京《旅行家》,《国家地理》，《紫禁城》，《中华文化画报》，长沙《画家》......等杂志上发表。

妻子卧病十六年 始于384贴
小儿子迷失在十七岁 始于477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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