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最贵的相机。

1923-1924. Not including the "Ur-Leica" this was the first Leitz camera. Pre-production model; only 31 cameras were manufactured. One of the most sought-after cameras in the world. However, because of the price, there are not too many buyers for this model. There are only few known recent sales and two of them are the same camera: Serial no. 107. Another one is no. 116.

中国1970年代生产的同类镜头。

尼康产超微距镜头资料

有些当年的高档优质镜头现在经常可以非常便宜的买到。即便在数码时代也可以派上用场。

几天前看见一款很少见的国产便携式显微镜。60年代太原产。可惜价格偏高，没拿下。 留个图吧。

真是稀罕的好玩意。谢谢分享！

岁数大了，刚看过的东西就忘了。

Advances in the field of camera lenses enabled Carl Zeiss to deliver new optics to German company Telefunken for lithography in 1968. In 1977, Carl Zeiss introduced the S-Planar 10/0.42, the first objective lens allow for the production of 1 μm structures in an opto-lithographic process.

Thi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irst wafer stepper.

The current partnership with Philips subsidiary Advanced Semiconductor Materials Lithography (ASML) also began in 1983 with the delivery of the first projection and illumination optics from Carl Zeiss.

This business relationship became a strategic alliance during fiscal year 1992/93. At Carl Zeiss, the new millennium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 particularly with respect to 193 nm technology, which brought about the first technology leap in the area of lithography optics since 1998. As a result of the increasing success of the Carl Zeiss Group, the decision was made to bundle the light, electron and ion-optical technologies into an independently operating company. In October 2001, Carl Zeiss SMT GmbH was founded with its subsidiaries Carl Zeiss Laser Optics GmbH, Carl Zeiss SMS GmbH, and Carl Zeiss NTS GmbH (in 2010, Carl Zeiss NTS changed over to the Microscopy division). The years that followed witnessed numerous innovations in the field of lithography optics for commercial microchip fabrication, including Starlith 1700i. Starlith optics use the immersion method – a procedure in which the air between the last lens and the top wafer su**ce is replaced with liquid – while simultaneously utilizing lens and mirror systems. In 2006, a new plant was officially inaugurated in Oberkochen. It is the most advanced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center for lithography optics in the world. Starlith 19xxi, produced starting in 2007, became a hit not only in the history of the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division, but also at Carl Zeiss as the top-selling product of the company. The year 2012 heralded the changeover of EUV Optics (Extreme Ultraviolet Radiation) to serial production, a new era in optical lithography.

不错的全幅老头，收藏使用两相宜。

适马75-200mm f3.8恒定光圈镜头，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一支镜头。据说日本适马公司和蔡司耶拿合作生产的一批镜头，用了蔡司的镜片，镜筒部分由适马制造，有尼康、佳能、宾得、美能达、奥林巴斯等卡口，也有标蔡司耶拿品牌的产品在欧洲出售。多为自动对焦，也有少量手动对焦的产品。
我手中的这两支一个自动一个手动，手动款变焦和调焦环合用，推拉式变焦，旋转式调焦，阻尼顺滑；自动款变焦和调焦环分设，由于是自动头，手动调焦环非常窄。
镜身为全金属结构，拿在手中很有份量，自动对焦快速果断，拍出的照片颇有东蔡风格。

后来我遇到了它的同宗兄弟，只因穿了件普通外衣，命运却大不相同。

镀了金的小台钳，我看到它的时候，它被安放在玻璃陈列柜中。

所谓的宾得七大师。

1)非球面镜版本的SMC TAKUMAR 1:3.5/15mm
2)Super-Multi-Coated TAKUMAR 1:1.8/85mm
3)Super-Multi-Coated MACRO TAKUMAR 1:4/100mm
4)Super-Multi-Coated TAKUMAR 1:2.8/120mm
5)SMC TAKUMAR-ZOOM 1:4/45~125mm
6)Super-Multi-Coated TAKUMAR-ZOOM 1:4.5/85~210mm
7)Super-Multi-Coated TAKUMAR-ZOOM 1:6.7/135~600mm

1970 年代尼康生产的著名变焦头。当年的价格大约相当日本人两个月的平均工资。

继续收国产精品。 珠江 80-200/4.5 变焦头据说是参考了尼康的那只著名的变焦头。目前由于产量少，比尼康的那只贵多了。它的分辨率据说在各个焦距段都达到了一级镜头标准。

客气了！以前逛街的时候也看到过不少老式打字机，但都没有太在意。直到碰上这台粉红色的Olivetti LETTERA 32，才被深深吸引住。优雅的造型，精湛的做工，罕见的色彩，于是产生了购买的冲动，回来后查询方知此机背后还有这么多故事。
五、六十年代正是传统机械打字机最辉煌的时期，七十年代的产品已经开始没落，塑料代替了金属，许多欧洲品牌开始在亚洲生产。
原来以为买回来也就是个摆设，没想到孩子们也很喜欢，每天都争着要玩一会，打出一篇漂亮的文字也很有成就感。

谢谢分享！真没想到一台打字机能卖出这么高的价。这些全手动，全机械的产品也可以说是一种工艺品。

新收进的意大利Olivetti LETTERA 32机械打字机，Olivetti在西班牙巴赛罗纳工厂生产，全金属底座，铸铝外壳。Olivetti LETTERA 32于1963年推出，便携式打字机中的王者。以轻巧的机身，不逊于台式机的功能以及过硬的质量，受到作家、记者以及学生的欢迎。
美国大作家科马克·麦卡锡青年时期1963年在典当行用50美元买了一台Olivetti LETTERA 32，这是他当时能够找到的最轻便，功能最强大的打字机，此后46年中，用它打出500多万字的作品，写出了本人全部小说，包括一部普利策和一部国家图书获奖之作，以及奥斯卡奖得主《老无所依》的原著。期间除了吹吹灰尘，没有经过任何的维修服务。绿松石蓝色的油漆已经被磨出铝合金机体的本色，他的一位朋友看他的打字机如此破旧，用10美元的价格加20美元运费为其买了一台同款但成色不错的机器， 麦卡锡才舍得把那台旧机器拿出来拍卖，这样一台46岁的旧机械打字机，在佳士得拍卖行以25.4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74万元），被一位匿名美国藏家购得。拍卖所得尽数捐与非营利跨学科科研机构圣塔菲学院。
我收进的这台Olivetti LETTERA 32是罕见的粉色，根据编号大约在1970年前后生产，此机型在1977年停产。Olivetti LETTERA 32的前身Olivetti LETTERA 22也是一款名机，32是22的升级款，技术和性能均有较大改进。LETTERA 32问世时，电动打字机已经出现，随后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文字处理机和计算机开始普及，机械式打字机逐步退出※※舞台。
Olivetti LETTERA 32问世后，Olivetti以LETTERA 32为基础，生产了一系列不同型号的产品，其中就包括Olivetti Valentine 百年经典情人打字机，被称为苹之前最伟大的工业设计，由苹果引领的这波“功能与美学”相结合的设计热潮,在二战后就出现过,领头者正是 Olivetti。情人虽然好看，却是LETTERA 32的机芯配上个时尚的塑料机身。情人表现的是七十年代的时尚、性感和暴露，LETTERA 22、32则表现出五、六十年代的高雅、庄重与和谐。

去年淘的佳能名机 F-1. 佳能的第一代全机械专业单反。现在是收日本※※名机的好时候。当年不记得市场上曾经卖过。新F-1 记得好像6000多元。70年代的职工工资只有几十元。根本就是做梦都没想过要买。比现在买辆好车还难啊。现在品相好的也不过只要千元左右。 本帖最后由 Kievuser 于 2017-11-20 08:46 编辑

好像比较少见的早期螺口单反。Pentax ESII.

我喜欢的全机械相机之一。

上星期淘到的很新的FTB QL.

几乎全新的古典相机。 网上扒图。有点像工艺品了。

漂亮的古典相机。网上扒图。

1970年代是日本相机生产的顶峰时期。有意思，有特点的品种可以收几台。

这几天收的。图片是网上扒的。

For a long time I thought I was seeing a clarity in my pictures that I couldn’t explain. It reminded me of the look I get with Zeiss and Leica lenses. Then one day I discovered a test done back in 1973 by Popular Photography’s Norman Goldberg. He carefully tested the flare resistance of a number of lenses and Pentax lenses had the lowest flare of them all. You can see the results in the attached chart. I was further surprised to read in Herbert Keppler’s book “The Pentax Way” (Amphoto, 1973) where he states that the coating on Pentax SMC lenses is so good that lens hoods are not needed.........

网上文摘。

　　10月28日在济南召开的智能制造发展研讨会上，蔡惟慈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低压电器、紧固件、轴承等量大面广的基础元器件和零部件虽大量出口，但其中高端产品却必须进口。几乎每个小行业都存在着低端大量出口，高端不得不大量进口的现实。”他认为，在“中国制造2025”所部署的五大工程中，各地普遍存在着智能制造热、工业强基冷、创新驱动难的现象，在机械工业由大到强的进程中，创新能力弱和基础不强仍然是主要制约因素。
　　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建荣则从另一角度关注到这一问题，“高精度、大尺寸等关键零件的精密加工需要高端锻压机床，后者也是重大工程的基础，但随着※※高精度、深拉伸、超低速等极端工况的需求增加，※※锻压机床自主设计开发面临困难重重。”

　　他列出一组数据:2016年※※金属加工机床外贸逆差45亿美元，仪器仪表逆差126亿美元，汽车逆差更高达338亿美元，高端供给不足矛盾突出。他又以高速力机为例，在日本，这种广泛应用在小型精密零件的冲压加工的设备，在8mm冲程100KN压力下滑块速度可达每分钟4000次，而※※产品的最高速只有每分钟1200次。更宏观的事实是，欧美锻压机床数字控制化率可达80%，而※※只有不到30%。
　　蔡惟慈认为，“中国制造2025”要求的优质制造不仅仅取决于管理，更有赖于高水平的基础制造能力支撑。“没有高水平的基础零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及基础机械的支撑，就无法改变中国制造‘低档货’的形象。”他说。

　　不过，可喜的是，一些骨干企业与时俱进，不断破解上述难题。无论是谭建荣还是蔡惟慈都提到了一个国企--济南二机床集团。以上世纪50年代中国第一台龙门刨床、第一台机械压力机为肇始，“济二”先后研制出450余种中国首台(套)，承担了11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大型冲压冲备国内市场占有率达80%，直至成为世界三大数据冲压装备商之一。
　　“济南二机床是※※机床行业的一面旗帜，也是机床行业少有的常青树。他们依靠自主创新、服务型制造和开放式发展向外界展示了一个传统的机床骨干企业是怎样由大变强，成为行业领跑者的历程。”蔡惟慈说，这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案例。

济南二机床集团，有出息的企业。 本帖最后由 Kievuser 于 2017-11-3 18:16 编辑

这一时期又出现两个极其错误的政策，给我们的计算机业和半导体集成电路业雪上加霜。

1984年，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听信一些智囊和洋专家的建议，未经科学论证，在违反※※集中制组织原则的情况下贸然实行“拨改贷”，从过去国家向企业拨款作为流动资金和设备更新改造基金，改为银行向企业贷款，企业不仅要偿还银行贷款，还要付高额利息。而※※不仅不投一分钱，反而像从前一样抽走企业的大部分收入。这样一来把大部分国营企业搞亏损了，为以后的“产权”改革和公开搞私有化提供了口实。然而，“拨改贷”至今没有被※※公开否定，※※※的错误也一直没有得到清算。

正是由于“拨改贷”，使得※※当时的集成电路工业遭到严重打击，企业只能忙于解决生存问题，没有精力和经费去消化引进技术和开发新产品。这就是企业急功近利的根源。当时曾有一些专家警告说：“计算机工业投资不足，资金分散的问题仍然没有很好解决”[丁诗武，中国电子计算机工业，p.VI-87，中国经济年鉴，1987年刊(北京版)，经济管理出版社，1987]，但始终没有引起重视。

另外一个失误，是当时的决策者在进入了“科学的春天”后，并没有真正重视科学技术。

国际上，通常把科技经费中用于研究和开发的部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称作“R&G/GDP”，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以及这个国家对科技的重视程度。在整个※※※时代，※※用于科技研发的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平均在1.28%，达到当时几个初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如意大利、西班牙)。到了※※※时代后期，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这个指标增加到2.32%，达到同期几个最发达国家英、法、西德的水平，仅比当时的美国、日本低一些(美国长期为2.8-3.0%，日本70年代以前1.6%，进入70年代后与美国接近)[科技部副部长程津培院士在中国化学学会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记录，2004，长沙。梁战平，《各国科技要览》，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1]。这个数字如果拿到今天，甚至比2003年全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值2.2%还要高[世界经合组织(OECD)，主要科学技术指标，2004]，可见※※※时代对科学技术的重视程度。有些人指责※※时期或者※※※本人不重视科学技术，完全是睁眼说瞎话。

进入上世纪70时年代以后，特别是到了80年代，由于电子、计算机等新兴产业的兴起，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发达国家的※※、企业等部门纷纷增加对研发经费的投入。这个时候，如果※※对科学技术有起码的重视，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真正落到实处，即使我们能保持※※※时代后期那个据说是“不重视科学技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时期的2.3%的水平，中国的微电子业和计算机业的情况也会好很多。但是从80年代开始，我们的决策者却把R&G/GDP大幅度往下砍，到了80年代中期，全社会对研发经费投入的R&G/GDP值不到0.7%。1984年以后由于“拨改贷”造成了的困境，使企业基本无力进行研发投资，R&G/GDP骤然降到0.6%以下[梁战平，《各国科技要览》，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1]。

一段※※的实物见证。

左克2006年9月8日的文章《中国计算机事业回顾》则比较全面地回顾了中国整个计算机行业的发展历程：

【中国电子计算机的科研、生产和应用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1956年，周总理亲自主持制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就把计算机列为发展科学技术的重点之一，并筹建了中国第一个计算技术研究所。

以逻辑电路器件作为标志，到目前为止的电子计算机可以分为四代。每一代计算机，都比前一代更小、更快，技术工艺要求更高，价钱也更便宜。中国科学家研制从第一代到第四代计算机的工作，几乎贯穿于整个※※※时代。

第一代计算机采用电子管。美国研制出第一代计算机用了4年(1943-1946，标志：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学院的ENIAC)，而中国通过学习苏联的技术，仅用3年就完成了(1956-1958，标志：中科院计算所的103机)，并生产了50台左右[周蕾，中国计算机产业发展大事记。]。

第二代计算机采用晶体管。美国从第一代计算机进入第二代计算机花了9年时间(1946-1954，标志：贝尔实验室的TRADIC)，中国用了7年(1958-1964，标志：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即※※※※大学前身的441B机)，生产了约200台[周蕾，中国计算机产业发展大事记。]。

第三代计算机采用中、小规模集成电路。这段发展过程美国用了11年(1954-1964，标志：IBM公司的IBM360)，中国用了7年时间(1964-1970，标志：中科院计算所的小规模集成电路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111机”[孙凝晖，计算所高性能计算机的研究，2004年第2期，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研制的第三代计算机品种非常多。例如，北京大学、北京有线电厂和燃化部等单位联合研制的150机于1973年完成;借鉴美国IBM公司16位小型机技术的DJS-100机也于该年(1973)研制成功，它的硬件为自行设计，软件兼容;1976年11月，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制成功1000万次大型电子计算机“013机”;等等。这里不再一一介绍。

这一时期的1973年1月，四机部召开了电子计算机首次专业会议(即7301会议)，总结了60年代※※在计算机研制中的经验和教训，决定放弃单纯追求提高运算速度的技术政策，确定了发展系列机的方针，提出联合研制小、中、大三个系列计算机的任务，以中小型机为主，着力普及和运用[李国杰，从103机到曙光机——中国高性能通用计算机研制历程回顾。]。从此，中国计算机工业开始有了政策性指导，重点研究开发国际先进机型的兼容机、研制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和发展微机[董光璧，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第四代计算机采用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今天的计算机都属于第四代计算机。这个过程美国用了9年(1964-1972，标志：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规划署与伊利诺斯大学联合研制的ILLIAC-IV)，中国用了8年(1970-1977，标志：航天部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的77型机)。77型机是中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研制的，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的16位微型计算机[黎言，前进中的骊山微电子公司，p.VIII-56，中国经济年鉴，1984年刊(北京版)，经济管理出版社，1984。]。另外，参照美国Intel 8008机型的国产DJS-050微机，也于该年(1977)由清华大学等单位仿制成功并通过鉴定[董光璧，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到，中国计算机事业的起步比美国晚了13年，但是经过※※※时代老一辈科学家的艰苦努力，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不是某些人所歪曲的“被拉大了”，而是缩小了，从12年缩小到10年，再缩小到6年。到※※※离开我们之后不久，中国的计算机水平仅比美国落后5年。

制造第四代计算机的基础部件是大规模集成电路。有人认为※※※时代的中国不能制造大规模集成电路，成为导致计算机事业后来出现停滞的主要原因。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1965年，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块集成电路在上海诞生，仅比美国晚了5年。在此后的岁月里，尽管国外对※※进行技术封锁，但这一领域的广大科研工作者和工人阶级，发扬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起了中国早期的半导体工业，掌握了从拉单晶、设备制造，再到集成电路制造全过程，积累了大量的人才和丰富的知识，相继研制并生产了DTL、TTL、 ECL等各种类型的中小规模双极型数字逻辑电路，支持了国内计算机行业。当时具备这种能力的国家除中国外，只有美国、日本和苏联[董玉振，建国后中国经济发展的艰难历程——反思※※※时代的经济成就。]。

中国从小规模集成电路经过中规模集成电路，再发展到大规模集成电路，仅用了7年时间，这以1972年四川永川半导体研究所(现电子工业部24所)研制成功的※※第一块PMOS型大规模集成电路为标志，而美国用了8年。也就是说，到※※中期，我们在制造大规模集成电路上与国外的差距缩短到4年。

这一时期，由于受国内外微电子业迅速发展的影响，加上集成电路的利润丰厚，国内出现一股电子热潮，全国建设了四十多家集成电路工厂，为以后进行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究和生产提供了工业基础。

通过对比会发现，美、日等国的大规模集成电路从实验阶段到定型，再到批量工业生产，通常用4、5年时间。到※※第一块大规模集成电路诞生的时候，这些国家已先后进入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规模生产阶段。参照这个速度，可以预计，※※到70年代中期就可以实现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批量生产，即使考虑到国外封锁和工业基础薄弱等不利因素，也不会晚于70年代末，这已经被※※所证实。某些人说什么“※※※※※耽误了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工业生产”，是站不住脚的。

在此之后，※※在大规模集成电路工业方面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加强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制和生产工作。1975年，上海无线电十四厂又成功开发出当时属国内最高水平的1024位移位存储器，集成度达8820个元器件[上海科学技术志，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达到国外同期水平。另一方面，在那个据说是“闭关锁国”的时期，※※通过购买国外单台设备，自己组建了三条生产线，以缓解国内制造计算机的迫切需要。

当然，在这一时期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科研与生产联系得不够紧密，一些科研成果未能及时转化为商品。二是生产线过多，国家投资分散，没有发挥计划经济的优势，一些地方难以形成规模生产效应。[两院院士展望新世纪，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0]

即便如此，到上世纪70年代末，※※又陆续研制出256和1024位ECL高速随机存储器，后者达到国际同期的先进水平;可以生产NMOS 256位和4096位、PMOS 1024位随机存储器;掌握了对于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起着重要作用的无显影光刻技术，可用于制造分子束外延设备[李少白，科学技术史，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中科院上海冶金所还独立发展了制造集成电路所需要的离子注入机，并出口到日本[董玉振，建国后中国经济发展的艰难历程——反思※※※时代的经济成就]。

※※※时代给我们的微电子业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家底。

从※※结束到80年代初的这段时期，※※科研队伍基本上继承了※※※时代的传统，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还积极引进先进技术、进口成套件或关键件的组装，并积极开展引进技术本土化的工作，在计算机事业和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方面继续取得一系列成就。

在1977年4月的全国微型机专业会议上，确定了中国微机今后的发展方向为参照Intel 8008的DJS-050系列五个机型，以及参照Motorola 6800的DJS-060系列四个机型。这两大系列的样机于1980年前后陆续研制成功。[董光璧，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在1979年11月陕西的微型机交流会上，参展的国产微型机有六十多个品种，包括※※当时速度最快、外部设备最齐全的微型机DJS-061-1。[李少白，科学技术史，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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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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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自由主义势力破坏中国核心工业的四大案例



与核※※及大批军工项目相印证，笔者介绍几个比较重要的关键行业，看看当年新自由主义势力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如何摧残中国的核心工业的。

第一，是被新自由主义彻底摧残的计算机和信息技术行业。

左克2006年9月8日的文章《中国计算机事业回顾》则比较全面地回顾了中国整个计算机行业的发展历程：

【第一代计算机采用电子管。美国研制出第一代计算机用了4年(1943-1946，标志：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学院的ENIAC)，而中国通过学习苏联的技术，仅用3年就完成了(1956-1958，标志：中科院计算所的103机)，并生产了50台左右[周蕾，中国计算机产业发展大事记。]。

第二代计算机采用晶体管。美国从第一代计算机进入第二代计算机花了9年时间(1946-1954，标志：贝尔实验室的TRADIC)，中国用了7年(1958-1964，标志：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即※※※※大学前身的441B机)，生产了约200台[周蕾，中国计算机产业发展大事记。]。

第三代计算机采用中、小规模集成电路。这段发展过程美国用了11年(1954-1964，标志：IBM公司的IBM360)，中国用了7年时间(1964-1970，标志：中科院计算所的小规模集成电路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111机”[孙凝晖，计算所高性能计算机的研究，2004年第2期，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第四代计算机采用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今天的计算机都属于第四代计算机。这个过程美国用了9年(1964-1972，标志：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规划署与伊利诺斯大学联合研制的ILLIAC-IV)，中国用了8年(1970-1977，标志：航天部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的77型机)。77型机是中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研制的，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的16位微型计算机[黎言，前进中的骊山微电子公司，p.VIII-56，中国经济年鉴，1984年刊(北京版)，经济管理出版社，1984。]。另外，参照美国Intel 8008机型的国产DJS-050微机，也于该年(1977)由清华大学等单位仿制成功并通过鉴定[董光璧，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中国计算机事业的起步比美国晚了13年，但是经过※※※时代老一辈科学家的艰苦努力，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不是某些人所歪曲的“被拉大了”，而是缩小了，从12年缩小到10年，再缩小到6年。到※※※离开我们之后不久，中国的计算机水平仅比美国落后5年。

1965年，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块集成电路在上海诞生，仅比美国晚了5年。在此后的岁月里，尽管国外对※※进行技术封锁，但这一领域的广大科研工作者和工人阶级，发扬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起了中国早期的半导体工业，掌握了从拉单晶、设备制造，再到集成电路制造全过程，积累了大量的人才和丰富的知识，相继研制并生产了DTL、TTL、ECL等各种类型的中小规模双极型数字逻辑电路，支持了国内计算机行业。当时具备这种能力的国家除中国外，只有美国、日本和苏联[董玉振，建国后中国经济发展的艰难历程——反思※※※时代的经济成就。]。

中国从小规模集成电路经过中规模集成电路，再发展到大规模集成电路，仅用了7年时间，这以1972年四川永川半导体研究所(现电子工业部24所)研制成功的※※第一块PMOS型大规模集成电路为标志，而美国用了8年。也就是说，到※※中期，我们在制造大规模集成电路上与国外的差距缩短到4年。

在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方面，截止到1983年，16K MOS动态存储器研制成功，8位机用大规模集成电路品种基本配套，4K MOS静态存储器进入小批量生产，高性能4位处理机集成电路批量生产，电子器件工业总公司研制成功6800八位微处理器(仿制美国Motorola公司1974年推出的6800)，甘肃天光电工厂生产出64位、256位、1024位双极型ECL存储器，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元件五厂和上海无线电十四厂于1979年研制成功单片8080八位微处理器[上海科学技术志，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8080为美国Intel公司1974年的产品，西德仿制出该类产品是在1980年10月(Siemens SAB 8080 A-C)，苏联是在1986年(Eastern Bloc 8080 KP580BM80A)。这标志着我们此时与美国的差距只有5年。

但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的计算机和半导体电子器件工业的发展模式从过去的“创新为主，引进为辅”和重视基础研究，转变为单纯的引进，放弃了在通用电路方面的追赶[高粱，挺起中国的脊梁]。这种对改革开放的片面理解，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首先，※※自废武功，停止了半导体研发计划，天真地幻想依靠市场能自动生成和换取技术。[钟庆，中国彩电业的危机、机遇和出路]

第二，一味地强调技术引进，促使集成电路企业急功近利，很少有明确的消化吸收方案，最后都亏本了，引进的33条集成电路生产线绝大多数没有发挥作用。[高粱，挺起中国的脊梁]

第三，对洋技术、洋理论的无限美化，使国内出现了一种崇洋媚外的风气，国产技术被贬为垃圾，科研单位和企业生存面临困境。在生存压力和崇洋媚外风气的双重影响下，原有的计算机和微电子科研队伍流失严重，很多科技人员流到国外。[邹世昌。摘自李尚志等，两院院士展望新世纪，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0]

1984年，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听信一些智囊和洋专家的建议，未经科学论证，在违反※※集中制组织原则的情况下贸然实行“拨改贷”，从过去国家向企业拨款作为流动资金和设备更新改造基金，改为银行向企业贷款，企业不仅要偿还银行贷款，还要付高额利息。而※※不仅不投一分钱，反而像从前一样抽走企业的大部分收入。这样一来把大部分国营企业搞亏损了，为以后的“产权”改革和公开搞私有化提供了口实。然而，“拨改贷”至今没有被※※公开否定，※※※的错误也一直没有得到清算。

正是由于“拨改贷”，使得※※当时的集成电路工业遭到严重打击，企业只能忙于解决生存问题，没有精力和经费去消化引进技术和开发新产品。这就是企业急功近利的根源。当时曾有一些专家警告说：“计算机工业投资不足，资金分散的问题仍然没有很好解决”[丁诗武，中国电子计算机工业，p.VI-87，中国经济年鉴，1987年刊(北京版)，经济管理出版社，1987]，但始终没有引起重视。

国际上，通常把科技经费中用于研究和开发的部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称作“R&G/GDP”，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以及这个国家对科技的重视程度。在整个※※※时代，※※用于科技研发的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平均在1.28%，达到当时几个初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如意大利、西班牙)。到了※※※时代后期，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这个指标增加到2.32%，达到同期几个最发达国家英、法、西德的水平，仅比当时的美国、日本低一些(美国长期为2.8-3.0%，日本70年代以前1.6%，进入70年代后与美国接近)[科技部副部长程津培院士在中国化学学会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记录，2004，长沙。梁战平，《各国科技要览》，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1]。这个数字如果拿到今天，甚至比2003年全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值2.2%还要高[世界经合组织(OECD)，主要科学技术指标，2004]，可见※※※时代对科学技术的重视程度。

进入上世纪70时年代以后，特别是到了80年代，由于电子、计算机等新兴产业的兴起，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发达国家的※※、企业等部门纷纷增加对研发经费的投入。这个时候，如果※※对科学技术有起码的重视，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真正落到实处，即使我们能保持※※※时代后期那个据说是“不重视科学技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时期的2.3%的水平，中国的微电子业和计算机业的情况也会好很多。但是从80年代开始，我们的决策者却把R&G/GDP大幅度往下砍，到了80年代中期，全社会对研发经费投入的R&G/GDP值不到0.7%。1984年以后由于“拨改贷”造成了的困境，使企业基本无力进行研发投资，R&G/GDP骤然降到0.6%以下[梁战平，《各国科技要览》，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1]。

由于研发经费缩水，※※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自主研制的计算机项目，与集成电路和半导体研发一起，都以“没钱”为由停掉了。这些科研队伍解散后，除了出国的以外，有的下海经商，有的回高校教书，更有甚者竟然被调去看机房。

这一时期，※※的半导体领域从争相引进、无所建树到人财两空，以致到后来谁都说“半导体不是好玩的”，“几十亿扔进去听不到响”，“上头一听半导体就头大”[高粱，挺起中国的脊梁]。由于失去了基础，※※此时的计算机工业，只能靠0520等旧机型、千元的中华学习机、长城286等组装PC机维持。

进入90年代，※※仍然延续了研发经费的低投入，除了1993年之前的几年受国际封锁的影响有了点紧迫感，R&D/GDP略微超过0.70%以外，90年代中期再次回到80年代的水平，其中1995和1996连续两年下跌到0.60%[国家统计局和科学技术部，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1990年，中国大幅降低了※※、取消了计算机产品进出口批文、开放了国内微机市场。顷刻间，国外的286、386电脑如潮水般涌入，长城、浪潮、联想等国内公司溃不成军;1991年由英特尔和AMD掀起的“黑色降价风暴”，更是让中国计算机产业雪上加霜。由于绝大多数整机企业积压了高价买进的芯片，从而背上巨额亏损的包袱，一家家整机厂商前赴后继般悲壮地倒在了血雨腥风之中。长城、浪潮和联想也都元气大伤;1992年，国家实施控购，进一步使中国PC整机制造业进入发展的低潮[肖平，二十年回顾：中国计算机产业写就宏图大业，《国际电子商情》网站]。此后，国内的计算机企业只能从事低附加值的微机组装。相比之下，同样是面对外国计算机企业的竞争，由于日本非常注意对本国企业的保护，规定进入日本市场的微机必须支持日语环境，从而使美国微机难以进入日本市场。

在微电子集成电路方面，国内企业继80年代中后期陆续亏损后，90年代纷纷倒闭，国内集成电路工业逐步变为三资企业为主的局面。据专家估计，到上世纪90年代末，※※微电子科技水平与国外的差距至少是10年[胡启衡，两岸三地信息产业发展研讨会纪要(半导体篇)，产业论坛，1998年第16期]。

1999年，美国为首的北约侵略军悍然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美帝国主义的暴行，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热情。人们逐渐认识到，国家安全是花钱买不来的。中国※※在这个时候，似乎也意识到了自主科技研发的重要性，有了危机感，增加了科技投资。2000年，中国的R&D/GDP比例首次达到1.00%，2003年增加到1.31%，首次达到※※※时代的平均水平，但是离※※※时代后期的水平仍有一段距离。】

第二，是被新自由主义彻底摧毁的红旗轿车和汽车产业。

汽车强国的明显标志是有自己被世界认可的自主品牌，就老牌汽车工业强国来说，德国有宝马、奔驰、大众、保时捷，法国有雷诺、标致、雪铁龙，意大利有法拉利、菲亚特、兰博基尼，英国有MG，美国有通用、福特、克莱斯勒，后起的日本、韩国也有丰田、本田、马自达、日产、现代、起亚等品牌。到目前为止，虽然中国的汽车生产、销售、消费水平如此之高，却没有造就一个能同世界名车比肩的民族品牌，国产汽车在国际汽车市场上地位、声誉不高，缺乏与国际汽车品牌竞争的实力和抵御国际汽车产出风险的能力。

中国汽车工业的迅速发展和汽车市场的空前繁荣，成就的是外国汽车垄断巨头的利益。据前几年报道，中国市场已迅速成为跨国巨头们利润的主要来源地：2010年一季度，德国大众汽车集团获得税前利润7.03亿欧元，其中2.86亿欧元来自中国市场，是去年同期的3倍，而近3亿欧元的利润已经占到大众集团全部税前利润的40%;世界汽车产量第一的丰田汽车，2008财年亏损44亿美元，但丰田在中国的两家合资公司一汽丰田和广汽丰田2008年的利润在10亿美元左右;日系本田汽车2009财年净利润为31.8亿美元，其中在中国的净利润便达到28.6亿美元之多。为了在中国攫取更多的高额利润，越来越多的跨国车企巨头干脆把亚太区总部设在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分析认为，中国汽车市场格局是，国际资本以40%的资本，占据50%的份额，攫取70%的利润。

市场被外企占据、利润被外资拿去的关键原因还是自主技术欠缺。据前几年《中国汽车报》报道，汽车零部件是※※汽车工业的软肋，尤其是核心技术零部件领域。汽车电子、发动机电喷系统、涡轮增压器、变速器电磁阀、等速传动轴等基本上被国外先进厂家垄断。

据该报道，在汽车制动系统配套方面，※※整车企业基本上形成以BOSCH(博世)、TEVES、VALEO等外商独资、中外合资的企业配套为主的局面。美系车如上海通用等以DELPHI、TRW在华合资企业为主，如上海德尔福底盘公司、廊坊卢卡斯、重庆南方天合等;日系品牌车如丰田、本田主要由日本ADVICS、AKEBONO、TOKICO、HITACHI等在华独资企业配套，如广州日信、天津爱德克斯、广州爱得克斯、苏州东机工、佛山捷贝等。韩系品牌车如北京现代、东风悦达起亚主要由韩国MANDO在中国的合资企业配套。

汽车核心、关键零部件技术均被外资把持，中国自主品牌汽车公司只能完成前期的市场调查、产品定义、外观及内饰设计，中期的冲压、焊装、涂装、总装、检测，以及后期的经销商招募、销售管理等步骤。中国汽车产业的空心化问题日趋严重。

据最近一份由美国汽车杂志Automotive News发布的《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百强排名》显示，100个上榜品牌中，87个席位都由欧、美、日企业包揽，其中总部位于欧洲的供应商有35家上榜(德国企业占据19席)，日本与美国分别占据29席和23席。在德、美、日等传统汽车强国之后，汽车产业实力最强的当属韩国，百强榜单中韩国零部件供应商有5家上榜，数量甚至超越了法国。此外，榜单中的五家韩国供应商此次排名均有所上升[9]。

至于发展中国家阵营，中、印、巴与墨西哥总计仅占据5个席位，且排名靠后。

一些人认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始自改革开放，认为经过几十年的合资发展道路，现在终于认识到了自主研发的重要性。实际上，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汽车工业就已经有相当成就的起步，而且是不掺水分的“自主研发”，当然，用那时候的话叫做“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自主汽车工业都领先于韩国。然而，这条健康发展的道路却被生生中断了，才有了后来的“引进外资”、“合资经营”、“以市场换技术”，才有了※※汽车工业的畸形、空心、附庸化。

早在1957年，一汽员工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于1958年5月制造出※※第一辆轿车“东风”，定牌为CA71，车身底盘参考法国希姆卡维迪蒂(simca vedetee)车型，发动机参考奔驰190，变速器为三档，自行设计。一汽人在东风轿车造出不到一个半月后，又提出制造高级轿车的计划。1958年7月1日，高级轿车项目正式上马。当时技术条件十分落，没有完整的设计图纸、技术资料供参考。全厂上下总动员，组成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攻关突击队，日夜奋战，通过手工测绘、打造，终于于1958年8月，设计试制出了第一辆红旗CA72-1E样车。“红旗”的品牌名称由吉林省省委※※吴德在CA72诞生时召开的全厂万人※※上正式命名。

红旗CA72轿车诞生之后，一汽开始对样车进行测试及升级设计，参照克莱斯勒帝国车型和凯迪拉克Fleetwood、林肯大陆轿车，到1959年5月，红旗车整车先后作了5次系统性试验改进。1959年8月31日，红旗CA72型轿车正式定型。

1959年9月24日，首批质量过关的30辆红旗CA72轿车和2辆红旗检阅车送往北京;10月1日，10辆崭新的红旗轿车在首都的国庆庆典上登台亮相，国内外竞相报道了中国第一车的消息。

1960年，红旗车参加莱比锡国际博览会，意大利汽车权威人士评价说：“红旗轿车是中国的劳斯莱斯。”红旗轿车被编入《世界汽车年鉴》，列入世界名车品牌，活跃于国际舞台，担当着世界了解中国的文化使者。

随着红旗车各项技术的日臻完善，从60年代开始，被规定为副部长以上首长的专车和外事礼宾车。“红旗”被誉为“国车”。

1964年，一汽正式成立轿车厂，开始按正规化程序研制三排座高级轿车。1965年9月12日，全新设计的第一辆红旗CA770型三排座高级轿车问世，并于19日送到北京，由国家专业部门验收和定型。

1967年，红旗CA771型双排座高级轿车研制成功并投入批量生产。

1968年，红旗CA773紧凑型三排座高级轿车研制成功并投入批量生产。

1969年4月10日，完全自行设计的红旗CA772型高级保险车问世。该车具有良好的防弹和保险功能。整车重4930公斤，车身防弹装甲厚度4-6毫米，防弹玻璃厚度65毫米，轮胎被子弹击中后可继续行使100公里。发动机排量为8L，最大功率为300马力，最高时速为130公里。

1975年3月，试制成功的第一台772B型300马力大发动机装上第8号保险车。此后开始为已出厂的红旗保险车全部更换772B型发动机。

1976年10月，中国红旗轿车赴菲律宾参展。

期间的CA774型号，从1973年到1975年完成了四轮样车的试制，其造型设计逐步完善，表现出棱角分明、轻快动感的风格，符合国际上的发展潮流，做到了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

1965年定型的CA770从发动机、底盘到车身进行了全面改进，完全摆脱了红旗的原型车——克莱斯勒的影子，摆脱了仿制，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设计制造。“CA770”的发动机按“CA72”的结构局部做了改动，发动机功率为210马力。从东风CA71与红旗CA72的逆向开发逐步学习、积累实践经验，根据当时的工业基础与配套环境，自主进行产品系统的技术集成，在此基础上正向开发红旗CA770，走过了产品定位、自主设计、工程开发、试制试验、批量生产等各个环节。从简单模仿到技术创新，完成了一次产品开发层面的自我学习与提升，培养出当时国内最完善、水平最高的轿车开发体系与团队。2014年9月，红旗CA770入藏法国米卢斯国家汽车博物馆。这座号称世界最大的汽车博物馆里，馆藏几乎囊括了所有世界经典名车：布加迪、玛莎拉蒂、法拉利……新闻报道普遍采用“再一次证明了世界汽车工业对红旗的认可”来描述，整个博物馆现在只有一辆亚洲车，就是红旗CA770。意大利设计大师宾尼法瑞纳称赞红旗CA770是“东方艺术与汽车技术完美结合的典范”。

在没有外国技术援助的条件下，红旗CA770的成功充分证明了自主开发是学习先进技术最有效的途径。同时它的成功也离不开研发体系有统一的精神与目标、领导层综合素质高、思想比较单纯、干群关系有※※氛围，并且技术人员与工人的才能得到尊重与发挥等多种因素。

※※期间，一汽技术人员对“CA770”进行了不少改进，包括“CA771”两排座、“CA772”防弹车、“CA770W”救护车、“CA770检阅车”。八十年代引进美国福特公司的5.8LV8发动机的“CA770—G”。

在CA770的基础上还衍生出众多车型，包括防弹车、检阅车、救护车、运※※、工程车、摄影车等。从1966年投产到1998年最终车型CA7560停产，CA770系列在30多年的时间里一共生产了1300多辆，是老红旗系列中产量最多、最为成功的型号。直到1984、1999年两次大阅兵还在乘用CA770(从中可以看到中国民族汽车工业在80年代以后进入了停滞阶段)。

实际上，诞生于“※※※”时期的第一代“红旗”绝非粗制滥造，其配备的V型8缸发动机已经达到了当时世界先进水平，并且确属自主开发研制。

在试验过程中，V8发动机的试制困难最大，特别是缸体的铸造，成了当时的难题。据红旗造型设计师程正回忆：“苏联专家说，你们不要搞V8发动机，我们苏联还造不出来呢”。为了解决V8发动机的技术问题，全厂集中全部技术力量奋斗了一年多，最终还是创新性地制造出了V8发动机。

据原一汽厂长李刚回忆介绍，从技术上说，V8发动机才是第一代红旗的亮点。V8发动机堪称上世纪50年代超一流技术，除了美国三大公司的顶级豪华车采用，苏联也刚刚在※※※乘坐的海鸥轿车上采用。在德国、日本，采用V8发动机则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红旗轿车还凝聚着当时许多的技术精华：液压变速箱、V8缸体铸件、车身冲压件等都是各分厂攻关的技术成果。当时全国的协作厂研制的四腔化油器、达到美国标准的高级润滑机油、车用空调、防弹玻璃、防弹轮胎等，都是可圈可点的自主开发成果。

改革开放不久，外资就盯上了中国汽车业。1979年10月，美国通用汽车董事长来访二汽，提出“中外合资”的经营形式。这就是“中外合资企业”的由来。也正是在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哈耶克、弗里德曼、科斯等人所主张的)等各种资产阶级自由化理论在中国开始泛滥成灾，并随后得到一些官员如※※※等的鼎力推广、实践。

1982年中汽公司成立后，提交关于引进“一条轿车生产线”自己生产轿车的报告，希望像以前引进苏联技术那样，引进国外技术消化吸收，最终能够独立生产，但得到的批示却是“合资”。从此之后各地开始发展汽车“合资经营”。从此以后，外国汽车潮水般涌入中国。

在这个“合资”的大潮下，自主开发的“红旗”似乎成了弃儿。1981年5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国务院发出节电、节油指令”，出现“红旗牌高级小轿车因油耗较高，从今年6月起停止生产”23个字。1984年8月11日，※※财经领导小组在北戴河开会，听一汽汇报规划。中汽公司领导饶斌和李刚一块被叫去。会上谈到红旗，资产阶级自由化※※※※※当面对饶斌说，红旗油耗大、速度慢、不可靠，就停了吧。饶斌辩解道，四抬轿和十二人抬轿就不一样，四抬轿用人少，十二抬轿人就要多。车子大，车子重，当然耗油就高些，但是和国外的比不算多。李刚接着说，生产十台解放牌的成本才能造一台红旗轿车，红旗轿车送给中南海的领导坐，也是我们的一片※※心吧。※※※说，“你别打肿脸充胖子了”，“你给我停产就完了。”饶斌问，以后这个事怎么办?※※※说，以后就进口吧。就这么一个过程，当面给枪毙了。

红旗轿车停产后，※※部门增加了中、高档轿车的进口量。有数据显示，1982年至1986年共进口轿车17.34万辆，是前32年进口的两倍多(1950年至1981年共进口轿车7.38万辆)，其中1985年进口轿车10.6万辆，共花29.5亿美元。。

实际上，停掉自主研制“红旗”的决定是粗暴的、无理的，其后果是严重的。

从前面已经介绍过的“红旗”性能，※※※所谓“油耗大、速度慢、不可靠”纯属无稽之谈，是典型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不是说红旗的质量、性能已是尽善尽美，没有缺陷和问题。由于计划体制下，红旗成本每辆约5-25万，而国家以5万购去，亏损由一汽“解放”弥补，这就不能不带来后续的研发※※※※，致使红旗质量与外国车拉开一定距离，但这完全可以在新的条件下改进提高。据一汽老厂长、原一机部部长饶斌之子饶达2013年披露说：“费油和可靠性差仅是(官方勒令红旗下马)借口，几吨重的红旗百公里19升油，与当时进口的豪车比油耗不高。”实际上，1958～1984年的26年间，红旗的质量和技术水平均在大幅提高。

“红旗”停产的十年后，1991年5月13日，复活后的红旗CA770-90样车重新获得了最高领导的支持，但量产时发现红旗厂真的“老迈”了，十年停滞，工装模具损坏严重，找不到零部件厂商，技术骨干也大都退休了。1993年“红旗”生产了一批车，质量仍旧不过关，乏人问津。中断的十年不只是产品的停滞，更是一支优秀技术团队的流失、一套成熟的生产体系的毁坏，其损失是巨大的，致命的。

“红旗”摧折，“合资”开花。中国在汽车工业的合资浪潮中体验了门户开放的巨大陷阱。

第三，在※※买办们的打压下侥幸存活的中国高铁。

※※高铁在2010年之后横空出世，强势崛起，※※自主研发出的CRH380系列中，只有CRH380A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由四方、株洲（中国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和南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简称两株）等单位联合全新设计，故障率极低，而且没有涉及到安全的故障。在区分一列动车组知识产权归属的四个关键部分（车头造型，转向架构造，车体强度密封，网络控制系统和牵引系统）上，CRH380A都有重大突破，与外国车型完全不同，其“心脏”部分（牵引系统和网络控制系统）属于株洲所完全自主研发，不需要依赖外国技术。CRH380A已经通过美国的知识产权评估。不过，CRH380A的轴承依然需要进口，这缘于※※制造业“三基”（基础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存在很大短板。

中国完全自主创新的CRH380A技术团队两株（其骨干也正是之前被刘志军封杀打压的中华之星团队），却是奉行市场换技术路线的刘志军的死敌、并且是铁道部倒刘的重要力量，并曾一度被刘志军残酷打压。

当八、九十年代大飞机、汽车等等产业对外盲目开放时，而中国的铁道部门（另一个是航天部门）则被美国、日本敌对势力攻击为计划经济最顽固的堡垒，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任职的第十一任铁道部长傅志寰仍然支持以自主创新为主、以引进吸收为辅。当在IT、汽车和大飞机及很多高新技术领域中国的核心技术团队和技术积累被新自由主义经济杀手成功破坏的同时，毛时代在铁路机车领域留给我们的独立自主并在国际上比较先进的宝贵技术，则作为几个仅剩的案例在90年代基本被保存下来，蓝箭、先锋、长白山号、中华之星等当时在世界上比较先进的自主高速列车纷纷成功研发，这批在※※※时代打下基础的自主派技术骨干在新自由主义狂潮中幸存下来，是今日中国高铁成功的关键之处。

2003年，刘志军接替傅志寰成为铁道部部长，旋即否定了自主创新为主、引进消化为辅的发展路线，提出了铁路“跨越式发展”的总体思路，即所谓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强硬坚持自主研发道路的傅志寰曾明确表示刘志军不是合适的接替铁道部长的人选：“我与刘志军没有个人利益冲突，但在发展理念、改革思路、行事准则、思想作风等问题上，存在重要分歧。”傅志寰在这一点上态度坚定。

2003年，刘志军一上台就在铁道部内部做了一个秘密报告，报告的口号就是要创造“中国铁路的桑塔纳和奥迪”，要让中国高铁走汽车行业“市场换技术”的邪路。

2004年，刘志军主导※※高铁第一次大规模国际招标，彻底封杀国产机车的产业化空间。

为了封杀国产机车，2004年刘志军铁道部发布的《时速200公里铁路动车组项目投标邀请书》规定，此项目合格投标人应该是“在中※※民※※※境内合法注册的，具备铁路动车组制造能力，并获得拥有成熟的时速200公里铁路动车组设计和制造技术的国外合作方技术支持的中国制造企业(含中外合资企业)”。也就是说，类似“中华之星”这种国内自主研发的机车，甚至连投标的资格都没有。国内机车厂要想拿到订单，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跟日本川崎重工、加拿大庞巴迪、法国阿尔斯通和德国西门子等跨国公司合作。

南车集团上游供应商曾对外透露，在启动高铁招标之前，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宣称“不买国产机车”，考虑租赁国外机车，后来因触动的利益太广泛而不得不收回成命。

然而，※※铁路没有获得任何外资的实质技术转让。

2005年初，由科技部办公厅调研室组织完成的《中国高速铁路技术发展路线》的研究报告，在《科技日报》上分四次刊登，引起极大关注，该研究报告对刘志军“引进—消化吸收—自主创新”的路线提出直截了当的质疑，并表示“※※在运输装备制造业中最为完整、最有发展潜力的铁路装备制造业将毁在※※的高速铁路建设中”。

刘志军主导的大规模招标，把傅志寰时代自主研发道路的主力--两株坚决排除在外。据当时参与铁道部谈判的人士回忆：“第一轮技术引进都是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组成的联合体，南车株洲所当时还不想放弃自主研发，没有主动参与，当发现不参与就没有订单时，才在铁道部和西门子再次谈判时积极申请，但刘志军坚决反对，以南车集团不能垄断200、300公里以上平台为名，将西门子的300公里平台分配给了当时技术力量远不如南车株洲所的北车唐山轨道客车厂。”自此，原本整车生产技术力量最强的南车株洲所出局，只能做部分配套件，不得不拓展地铁市场求存。

显然，如果刘志军路线继续践行下去，中国的高铁事业就会被彻底葬送。

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正是刘志军的死敌，南车株洲所旗下的株洲时代最终成了CRH380A的牵引系统供应商——牵引系统被认为是动车研发的三大关键系统之一。

2007年※※※前后，随着※※※为代表的※※力量有所增强，刘志军及其背后庞大的新自由主义官僚买办势力受到一定的压制。正是在这个阶段，※※初步排除了新自由主义的干扰，接受了中国新左派及※※主义阵营提出的自主创新方案，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科技部和原铁道部于2008年2月签署了《中国高速列车自主创新联合行动计划》，要求京沪高铁必须坚持自主创新，堵死继续引进日本技术应用到京沪高铁上的大门。

2007年之后，中国高铁路线逐步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核心自主研发技术团队得到部分地重新启用，刘志军所倡导的市场换技术“引进”战略被迫韬光养晦暂收锋芒，曾被刘志军残酷打压的以刘友梅（“中国电力机车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株洲电力机车厂高速牵引研究所所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99年11月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3年3月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自2010年1月起任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所带领的株洲地区技术团队（中国高铁最核心最强大的技术力量）重新得以参与部分引进项目。CRH380A的出现，其根本原因不在于“引进”战略，而在于中国工业原本就具有的技术能力，是中国早期自主研发过程中培养的技术团队——这些核心技术不但不是引进的，甚至也不是对引进技术“再创新”而来的。

直到2007年后，刘志军路线被※※与科技部反正，刘友梅及其他坚持自主研发的中国铁路自主创新团队才得到重新得到部分参与（而非傅志寰时代的主导）高铁项目的机会。

【从完全不信任到不反。2008年底铁道部领导开始支持国内企业搞自主研发，株洲所翻身。最具反讽意味的是，因坚持自主研发路线被刘志军排挤的南车株洲所出现在了南车制造的CRH380 AL系列的供货商名单中，且供应的是最关键的牵引系统。刘友梅称，株洲所完整提供了包括网络控制系统在内的CRH380AL牵引系统。虽然中华之星被尘封，技术和人才积累还在，这些遗产在技术引进阶段派上了用场。……一位株洲所工程师说：“后来铁道部领导私下也都知道株洲所还在做自主研发，但会上不再提，不反对。有这样一个转变过程，从完全不信任国内企业到不反对国内企业搞自主研发，再到2008年底铁道部领导开始集体支持国内企业搞自主研发。”】

由于刘志军路线的危害，CRH380B在国产化自主化方面比CRH380A要逊色。如果按照之前傅志寰搞“中华之星”的模式，把中国的科研技术人员拧成一体，让北车和南车联合起来，让两株也参与对德国技术的消化破解逆向和自主创新，今天CRH380B的成就将和CRH380A一样辉煌。

——【中国高铁技术的发展，是中国近十年间取得的一项伟大成就。但这个结果当初不是由部门政策设计出来，而是被几种力量共同塑造出来的。就其进步的速度和成功的程度来讲，这项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意外”。这个过程中，最为各方所忽视，但对结果产生了最大作用的力量，是中国铁路装备工业的技术能力基础。这些能力在2004～2006年的大规模技术引进期间遭到贬抑，但后来※※提出自主创新方针的国家创新战略、两部(原铁道部和科技部)联合行动计划的干预以及大规模高铁建设所提供的技术应用机会，为这些能力的迅速发挥提供了条件。…这个能力基础的形成过程是60年，不是30年，更不是10年。因此，解释中国高铁技术成就的关键变量不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而是该工业在自力更生阶段形成的技术能力基础和使这个基础继续发扬光大的自主创新路线。自己的能力是中国发展的力量源泉，而坚持自主创新就是因为它是增强自己能力的唯一途径。】

第四，是悲壮的运十和大飞机产业。

1970年7月下旬，※※※视察上海，鼓励工业基础好的上海市搞大飞机，经国务院总理※※※批准，国家计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于1970年8月27日联合批复发文：原则同意上海市试制生产运输机的报告，并纳入国家计划。该项目定名为708工程，飞机代号为“运10”。

运10是※※直接指挥协调、※※各部委、军队及全国21个省、市，262个具体单位集体创作、密切协同的产物。历经艰难险阻，于1978年完成飞机设计。参与“运十’飞机研制直接配套单位近三百家，二次配套单位近千家，分布在冶金、机械、仪器仪表、航空、化工、交通运输、设计、研究院所、高等院校各大系统。在研制“运十”飞机过程中，各参战单位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重，不拜孔方兄，不考虑个人和小团队的得失，发扬※※主义大协作精神，一方有难、各方支援，不管是直接配套单位还是二次配套单位，都以国家需要为己任，使上飞厂机所需要的各项材料、附件能及时得到，保证了工程的质量和进度。运10研制过程突出了那个时代极为流行的三个“三结合”，即“设计、制造、使用三结合”，“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产、学、研三结合”，实施研制、生产并行工程。在运-10项目上，确定了“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洋’为中用，发展国防科学技术”的路线。运-10的气动设计吸收了来自英国的技术，结构设计和系统综合则参考了来自美国波音707的技术。

1980年9月26日，运10首飞上天。运10共试制了两架，一架作静力强度试验，完全符合设计要求，一架从1980年9月首次试飞上天后，飞到过北京、哈尔滨、※※※※、郑州、合肥、广州、昆明、成都，七次飞到※※。到1985年，共飞了130个起落，170个小时，没有发生过问题，系列化的发展设想也曾着手考虑。

运10客舱按经济舱布置是178座，混合级布置124座。最大起飞重量110吨，最大商载25吨，最大巡航速度974公里/小时，最大航程8300公里。运10的研制费用总计5.377亿元人民币，其中研制费3.34亿元，基建费1.747亿元，上海市提供流动资金0.29亿元(西方研制一架民用大型客机的费用一般15-20亿美元)。

运10飞机上飞机本体原材料100%国产化，包括所有的高强度钢材，铝合金板材、型材、大型锻件，起落架完全国产，机载附件95%国产化。运十比欧洲空客起步晚两年，成功试飞后，成为美、苏、欧之后世界第四个掌握大型飞机设计制造的国家。外电评论说，中国航空业与国外大约30年的差距一下子缩短了15年。

运10的研制采用了近百项新材料，一百多项新标准、新工艺，获得了研制组织工作的宝贵经验。它的研制突破了苏联飞机的设计规范，是※※第一次参照美国适航条例FAR-25部标准研制的。

据参与运10研制的原上海飞机制造厂车间主任、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党委副※※任治侯同志介绍，为运10飞机研制的三钉(虎克铆钉、环槽铆钉，抽芯铆钉)，高强度镙栓，超高压无扩口液压接头，当时已达美国标准，可惜的是铆钉生产线现已没有，厂房变成了房地产，使※※支线飞机及C919飞机的铆钉依靠进口，超高压无扩口液压接头现已用在了※※新型战机，※※、深潜等领域，先进程度已达到或超过美国。大飞机工业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大飞机上使用的特殊钢材、高强度铝合金、非金属材料、各种复杂的机载设备不是一年二年能研制出来的，有的甚至需1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研制成功。在“运10”飞机研制过程中，※※一批重点企业，组成“三结合”科技攻关小组，经过艰苦而又卓越的努力，才攻克了许多难题，在原材料、加工工艺等诸多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走上了正轨。由于“运10”的夭折，航空工业的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加工工艺的研制处于停滞状态，一批企业转产或停产，甚至被解散。

据运10总体设计参与者、ARJ21飞机副总设计师周济证实，当年运10用的机体材料，几十年之后的现在反倒搞不出来了。运10开始试飞用的发动机仍是B-707(PW)的JT3D，运十研制期间上海也同步研制了915发动机(涡扇8)，与运十当时使用的涡扇发动机JT3D―7的性能相当。现如今，制造915发动机的工厂现在早已转产，为上汽集团的合资企业上汽大众和上汽通用生产汽车配件。

运10飞机研制过程中，全国优秀人才从五湖四海汇聚上海，建立起一支政治觉悟高、技术水平好、组织纪律强的队伍。运10夭折后，他们只能为美国麦道公司打工，组装MD-82飞机。设计队伍无事可做，三结合攻关组相继解散，制造能力大幅下降，部分职工被迫转行或下岗，有的被等待退休。上飞厂液压件制造、表面处理、热处理、地面设备制造等车间又被剥离出去，国有资产变成了私人资产。上飞厂的厂区面积也大大缩小。大场厂区的铆接、钣金、焊接等方面的人才青黄不接。如今的上飞厂职工队伍同当时研制运十飞机的职工队伍在精神、技术方面已有很大差距。2007年国家重新上马大飞机项目，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技术队伍青黄不接。

“运10”的舆论现象背后，却体现了※※科技和工业发展过程中两种道路、两条路线的争论：一些※※买办们为了延续依附性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拼命否定以运十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项目取得的成绩，刻意遮蔽当前中国经济由于新自由主义干扰出现的依附性及去工业化去技术化的迹象，极力回避当前中国工业个别领域如航天、高铁等等有所成就主要是继承和延续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体制和技术积累的结果（越是充分市场化私有化的行业部门越是依附性地溃不成军），甚至不惜伪装成※※，鼓吹当今中国通过市场模式(即新自由主义模式)已经实现了帝国主义和工业崛起。

航空、航天、船舶、原子能这样尖端科技和工业涉及的工业门类最多，产业链条最长，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体系是否完备的重要参考。因此，完全自主研究和制造的大型民航客机“运10”绝非仅仅是一个给※※※撑面子、给中国人民争光的虚名，近三百家配套单位、近千家配套工厂的大兵团协同作战正是现代科研-工业复合体系特性的全面体现，是※※工业体系初步完备的象征。“运10”的研制过程带动了材料、机械、发动机、空气动力、电子与自动控制等众多工业领域的研发和制造的突破性进展，这种机遇是单一工业门类发展过程中完全无法提供的。

路风教授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指出，“运十”的下马，绝不仅仅是扔掉了一架飞机，而几乎是自废武功，中国从此丧失了民用客机的产品开发平台，其结果就是中国民用航空技术能力的长期停滞和倒退。波音和空客在各自的产品开发平台上连续改进和创新，技术能力随着产品更新升级而不断提高。于是，中国的技术能力与美国、欧洲的技术能力差距在过去二十年间呈现出剪刀差的趋势，越拉越大。这种不断拉大的差距实际上造成中国再进入民机领域时所遇到的不断抬高的门槛。20多年后当我们重新做大飞机的时候，现实的问题是，国内已经没有相关的产业链了，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网上文摘：

同为美日想尽一切办法进行破坏的高新技术产业，中国高铁的命运之为何和大飞机产业不同？当年中国的大飞机产业刚刚起步，上海飞机制造厂只有一个运十项目，当民航局长沈图被美国CIA收买打压运十，使运十下马后，上海飞机制造厂的相关队伍和技术也就全部流失了。而到2003年，中国铁路机车方面的自主产业已经发展起来，中国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和南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又简称两株）等自主创新机构已经发展壮大，中华之星下马，不至于造成类似运十下马对上海飞机制造厂造成的严重冲击。这一定程度上归功于铁道部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私有化改革的迟缓。当八、九十年代大飞机、汽车等等产业对外盲目开放时，而中国的铁道部门（另一个是航天部门）则被美国日本敌对势力攻击为计划经济最顽固的堡垒，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任职的第十一任铁道部长傅志寰仍然支持以自主创新为主，加上新中国前三十年积累的技术基础，当2003年刘志军照搬汽车领域的市场换技术买办路线开始破坏中国铁路自主技术的时候，已经不是那么容易得逞了。

中国高铁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重点在于：

第一，自新中国※※※时代起到傅志寰时代，在刘志军时代之前，中国铁路一直坚持自力更生，包括傅志寰等在内的铁道部长一直※※买办化的“市场换技术”的路线，有足够的技术积累的技术人才，为高铁的技术突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2003年起，刘志军买办路线得志之后，中国高铁核心技术团队遭受刘志军疯狂打压，包括下马一大批自主机车项目，打压刘友梅、对外输送大量利益等，但是，至2007年，在新左派及自主派的强力呼吁和举报背景下，※※、科技部就开始介入，逐步扭转了刘志军的买办路线；

第三，刘友梅等人虽然遭到打压，甚至被疯狂抹黑，但由于自※※时代开始已经形成了非常强大的技术势力，刘志军及美日像打压运十那样打压这支技术团队的阴谋没有得逞，这※※伍没有解散，技术积累没有抛弃，等到刘志军路线被适当扭转，刘志军买办路线被撕开一道裂口，刘友梅领衔的两株科技团队为代表的中国铁路自主创新派获得参与高铁机车项目的一线空间（而非完全主导），这就为中国高铁提供了最核心的技术支持和人才支持。

抹黑“中华之星”，替刘志军翻案，是中国新自由主义势力和日本情报机构的重点工作。他们的策略，是把刘志军包装成为中国做出巨大贡献的的人，实际上推销的是一整套的产业殖民化路线。《日本人透露：刘志军是如何搞成中国高铁的？》竟风靡网络，体现了他们长期信息忽悠战的成功。刘志军是一颗棋子，定期用来炒作，既可以攻击※※选择性※※，瓦解民众对※※的信心，又可以歪曲高铁发展的成功经验，贩卖殖民路线，替刘志军留在铁道路的那些被日本收买的势力保驾护航，可谓一举多得。

今天，还有不少为刘志军叫冤、同时污蔑中华之星的人。其中一部分是别有用心的伪装成※※者的※※买办，当然也有不少人是被※※者。刘志军和中国高铁同时也是中华之星背后的广大※※技术团队，代表了两条不同的中国产业发展道路。买办们以抹黑中华之星为起点，替刘志军翻案，为的是为刘志军所代表的那条新自由主义买办路线正名。

稍微有分析能力的※※者，肯定不会轻易上美日※※势力的当。这篇得罪人的文章，本人本不想写，但实在忍受不了“高铁之父刘志军”之类的※※营销※※文章不断地在微信等平台刷屏。本文也是试图为正本清源、还原※※尽一份微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