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門陣》

見過總理多次，没有見過主席。三生有幸，在這兒遇見了。

《龍門陣》

創意。

《龍門陣》

會做生意......

《龍門陣》

我上小學的時候，四年級起就開始幹這活兒。那時幾乎每天下午放學都要在班裏或去同學楊智家寫大字報，經常要寫到晚上九、十點鐘。

《龍門陣》

那個年代。

《龍門陣》

光榮。

《龍門陣》

文物。

《龍門陣》

蓑衣......

《龍門陣》

清末民初的三進拔步大床。

《龍門陣》

最好玩兒的的東西：

《龍門陣》

70年代左右的合作社、商店。

《龍門陣》

馮驥才先生的題字。

《龍門陣》

民俗館裏還有這個展覽：

《龍門陣》

介紹一下吧。

《龍門陣》
這裏也有不少武器，就發一幅※※的照片代表吧，因為小時候認為※※是很厲害的武器，可以破牆而入，穿樓而出......

《龍門陣》

    我這輩子在工廠勞動過，幹過農活，上過學校，就是没有當過正規軍（有過兩次※※※的經曆：插隊時和上大學時當過民兵）。那時身體是絕對的棒，就是因為戴眼鏡，近視眼而被拒。總有着參軍的情結，也許以後老了還真能趕上一回打仗...... 本帖最后由 普拉那 于 2013-3-30 09:02 编辑

《龍門陣》

   ※※※說的這句話其實是對的。
   但是知青上山下鄉這事兒其實是當時國家無法解決學生就業問題的無奈之舉。據資料統計，從1962年到1979年，全國有1776.43萬知青上山下鄉。
    ......

      不管怎樣，我覺得雖然插隊吃了不少苦，但是收獲更大。在那個歲月裏學到的、感悟到的東西受用終生。

《龍門陣》

《龍門陣》

難忘的歲月。

《龍門陣》

類似這樣的家夥事兒我插隊時基本上都用過。

《龍門陣》
　
轉發一篇阎阳生先生采訪孫立哲的文章：

　　■清华附中的※※※震撼

　　按：孙立哲的初中岁月虽然短短两年，但他认为：清华附中自由竞争的理想主义和※※※发起的震撼，影响了他一生。

　　１９６６年我１４岁，在清华附中上初二。※※前我就生长在清华园，父亲孙绍先是清华大学电机系的教授。父母早先是在昆明西南联大结的婚，校长梅贻琦是他们的证婚人。上清华大学，当个工程师，走科学技术的道路，那时候大家都是那么想的。

　　那年５月，在清华附中爆发了※※※运动。我当时的印象，是感到眼前突然一亮，觉得他们是很神奇的一群新人。骆小海的文章《造反精神万岁》，让人看了热血沸腾。王任重带来的※※※给清华附中的信，大家欢欣雀跃。

　　但他们非人道的行为，使我的印象产生了变化。比如一些年轻的女※※※，让人跪在雨地里拔草，解开武装带※※。我一个邻居叫徐经雄，是高三的高才生。他背后被打烂了都不吭一声，是条硬汉子。

　　后来因为出身问题嘛，我们就处在一个被动、压抑的状态。我父亲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过书，他（被迫）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后来他有过两次自杀。这印象很深，使我至今悲剧的色彩非常浓。

　　※※※以后有分化。※※※血统论的基础，是对上一辈流血打下的江山的承袭。但是这个基础忽然变了，有的人一夜之间父亲出了问题，原来好的“红五类”忽然变成了“狗崽子”。

　　后来大串联的时候，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开油印机刻革命※※。人们知道我们是清华附中来的，把我们也当作起始的※※※。我们就以清华附中※※※的名义行事，充满了使命感。

　　串联回来以后，我们就变成了逍遥派。清华园天地自由，子弟也没什么攀比。我们家成了公共场所，大家都来连吃带喝的。我们找大人教授的皮鞋，用铁皮油膏盒熬透明胶，去粘知了、马蜂。有一次我被偶像陈小悦哄去看一个捅破的马蜂窝，被马蜂蜇得头肿了一圈几乎休克，但自此以后五毒不侵。

　　我那时有两个绝活，一个是下围棋，一个是跳芭蕾。后来插队时我还能同时模仿杨白劳和喜儿跳※※※全场。围棋在清华园已经没对手了，就找国家队。聂卫平书里写的，两拨各来几百辆自行车，围着地坛公园约棋，就是那会儿的事。

　　※※※※※是我人生第一个震撼，同时是对旧我的自尊心的一种挑战。清华附中竞争向上的理想主义影响了我的一生，后来我一生就都没有停过学习。

　　

　　■史铁生的一句玩笑逼我上路行医

　　按：插队突然颠覆了一代人生存力和价值观。相对他自学成才走上赤脚医生道路的报道，孙立哲却归结于一连串偶然的故事。

　　第二个震撼是插队，是对你走入社会的基本生存能力和价值的重构。我当赤脚医生也不是我想当，我压根就没有想扎根。人生首先是一个偶然，是史铁生的一句玩笑逼我走上行医路。

　　１９６９年１月。就在下乡的那一天，老乡帮我们背行李，木箱子里的书估计有七八十斤重。在我们翻山快到村口的时候，史铁生指着我跟老乡说：这是个大夫。

　　巧到什么程度，到了村里头，正碰上一个发烧病号找大夫。一个老太太，发烧，脸上长了一个红色的大包。我们对着赤脚医生手册左翻右查，最后得到一个共同的结论：丹毒。我们知青把阿司匹林，抗菌素，红糖水全都拿出来。两天就退烧下地了。但这红包没下去。问老太太你这东西长了多少天了？“唉呀，生下就有嘛。”生下就有的血管瘤，大红记！

　　实际上史铁生是懂医的。早前他就在一个医院学习班学会了扎针灸，下乡时带了医书买了药。其他村的女生都不要我，说这个人赖呼呼的。我只好找到史铁生他们那个队，还写了一首诗巴结他，就是心怀揣红宝书、豪情啊壮志什么的。被他踩乎的：这也叫诗？说你这辈子不要写诗了！但从此我就和他睡到了一个炕上。

　　史铁生教我扎针灸、看病。当时老百姓闹得剧烈的传染病，大多是闹伤寒。很多人死在送往医院的担架上。有一次我们俩一起出诊，村里的大白狗一下蹿出来了，我撒丫子就跑啊，他没跑过我，让狗把裤子扯下一大块。

　　他的面子比较薄，不像我“是不要脸精神”，什么病都敢治。史铁生又加上一句：他是祖传的，就把我撂那儿啦。让我治我就治，拿着书开始比划，治着治着就什么病都治了。

　　

　　■救活死人被传为神医

　　按：他在窑洞中为数万名农民诊治病患，做了上千例的手术。医疗站外人山人海。

　　我们上山采药，自己种草药、置办器械、在窑洞里建手术室，成本非常低。成立了医疗站，很多手术器械都是在医院学习时偷的。那时无法无天，为了实习，偷出遗体解剖死尸。手术从简单到复杂：从阑尾到肠胃，到后来心肺、癌症、脑子都做。

　　有个孩子大面积脱水，奄奄一息。我翻山到那个村，只带了个大针管，就用注射器打点滴一点儿一点儿往里推。从晚上推到第二天白天，３０多个小时！手都僵了，把孩子给救活了，孩子叫我干爸，我才１８岁。

　　最邪乎的就是婆姨上吊的事。在打则坪，我已经睡了，忽然外面非常嘈杂，四五个人打着火把跑啊，边跑边叫我的名字。等我到那儿一看，门板上躺着一个女的，直了。婆婆跟媳妇打架上吊，放下（断气）已经半小时了。有几个老汉就拿烟袋锅蹲着抽，人家在那儿商量后事呐！

　　我刚下乡，哪儿见过死人啊，那也得动手啊。扎人中，一点儿反应都没有。这时我想起来书上看的，最好的穴是涌泉穴。我用这么长的针，反正豁出去了，使劲咔咔咔往脚底板扎。扎着扎着，突然她喉咙这儿“嗑”一声，这一声就能把人吓着，死人呐！赶紧做人工呼吸。过了大概半个小时，活了。

　　这可能是假死，但这件事使我走上了不归之路。“神医”就是这么来的，说死人一针扎活了，就是史铁生起哄起的。结果周围村的老乡都来了，医疗站外每天都挤满了人。忙时连上厕所的工夫都没有，外面排队让看病，隔着半人高的围子，一边儿蹲着拉屎一边开方子。还有妇女敞着胸，让给怀里吃奶的孩子看看病。

　　那一天，七八个小伙子，抬着个人就来了。年轻女的，１７岁。我一看神经都吓炸了，一个大铁锹把，从屁眼子进去，从肚子出来啦。她们修水利，把铁锹竖在下面，摸黑收工时一跳，咔就把人穿了，穿糖葫芦。

　　我没办法，就只有拔。前面三个人，后面三个人，“一二三”拔！硬给拔出来了，我双手一摁，止血消毒缝针。她家里人说“还能生娃不？不能生就别救了。”后来我回乡，一个妇女拦住我，让她的三个孩子叫“大”。她就是当年那个姑娘。

　　

　　■教授的女儿惶恐的村妇

　　按：一路行医也展开了一幅知青生活的真实画卷……

　　兽医也得做，以后敲猪、杀猪全是我。第一年杀这猪，我们十几个小伙子按住，那杀猪刀咔就进去了，一拔，血呼地就喷出来了。结果一撒手，又跑了。你猜为什么，那刀从肩膀进去了，根本没扎中心脏。

　　好多知青都想学赤脚医生。脑袋疼，拿听诊器听脑袋；妇女小肚子疼，说可能是前列腺炎；打青霉素试验针，照着屁股咔嚓就一针，说：等着，别动！。逗事多极了，我们小嘛。

　　丁爱笛他们村张家河大队的一个知青，从北京农学院学会兽医以后，要想提高生产力，公的牛要骟。但他结扎水平不成，把蛋拽出来一铰，一下缩回去了，血就哗哗地冒。

　　我去了以后，做了手术，结扎好，输了两天血。然后把牛脖子这儿切一口，打一针，输液。牛醒了，但再也干不成活了。丁爱笛在一边急得大骂，全队就指望这头老健牛呐！

　　老乡送来的白馍、鸡蛋，我说不要，赶紧送回去，就跑了。但我一走，史铁生说话了：撂哈。老乡一走，我们就嘁里喀嚓都吃了，“不吃？！饿得受不了啦。”那时哪儿吃得上白馍啊。搞批林批孔，老汉说：“这※※没良心，天天吃白馍还反对※※※”。

　　那个时期的青年相当苦闷，我也很可怜他们。男知青之间打群架，血拼，没什么原因，没有以前的派性。女学生的流产都是我做的，有二三十个吧。远近村的都有。

　　第一批招工的走后，留下的人少了，流产的多了。没什么盼头，失望了。那时也不会避孕。流产没证明不给做，没结婚证更不给做。那成了一个很大的道德问题，只有找我做，我保密。

　　那时看病的人太多了，人来人往。一个妇女裹着孩子：“娃不行嘞，烧得厉害。”整个一口陕北话。

　　“（娃）叫个什么？”

　　“没名字。”

　　“你叫个啥？”

　　“……。”

　　我赶快改成北京话问：“你是不是我们班某某某啊？”她蓬头土面的根本认不出来。

　　她说：“是了嘛，孙立哲。”

　　那孩子病啊，那个瘦啊，捏起来皮都回不去。拉着大的抱着小的三个孩子的妈。我根本认不出来，她是我同班同学，清华教授的女儿啊。

　　

　　■冲击医疗体制，绝育从一把手开刀

　　按：那时候做绝育手术，就是开一个小口进去，全凭感觉，不用缝针，小口上胶布一贴，就这么痛快。

　　那时根本没什么医疗条件。有一个寡妇推磨，晕倒在碾台上了：宫外孕大出血，一听心跳已经很弱，血压就没有了。直接割开肚子，把子宫两头一夹，切开静脉插一个输液瓶。用手扒着，用一个碗往外舀血，弄几层纱布一裹，２０００多毫升血，直接过滤。

　　我们那时候（做绝育手术）到什么程度？就是开一个小口进去，闭着眼睛，全凭感觉，脑子里解剖影像就出来了：腹壁，子宫、输卵管，左右碰一碰，小钩一钩。不用缝针，小口上胶布一贴，就这么痛快。

　　男的这个太容易了。先开三级干部会，大队长，※※的主任※※全得去，小队长也全得去。在动手术的窑洞边上，排队挨个往下捋，（没结过婚的、４８岁以上的除外），一个一个报有多少孩子。

　　从※※开始，仨女儿，没儿子，好，够格，跟我上那个窑洞吧。一会儿，趔着腿晃出来了，“完了，骟完了”。下一个，该※※主任了，６个孩子，有男有女的，上。“啊，孙立哲，我是老汉儿了。”“那不行，正好４８岁，沾边了。政策是硬的。”

　　人家都是普查、宣传、执行分离的，一拨人管一拨事儿。哪有我们这样，既是宣传又是执行、既是领导又是医生，一气呵成；咔嚓！

　　医疗队排成一排先唱歌。老乡都不知道深浅：这个好，还有唱：“计划生育好，一个也不少，两个刚刚好。”唱完开会，民兵把着现场。一家一家过，２０多个，一气都干完了。

　　根据※※※“六·二六”指示，城市老爷卫生部不为人民服务。赤脚医生到大医院掺砂子，我兼西安二院党委副※※，特别左。那时我已担任了延川县副县长、延安地区卫生局长。我就拿出※※※的劲头，采取颠覆性政策，大医院大夫每年下农村半年。

　　这娄子捅大了，拆散家庭，惹了无数人。后来揭发批判我的主要是这些医院，说我上任时宣称：我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其位必谋其政！开着１３０改装的救护车下乡，车是吴德送的，全国就两辆，可以在汽车里做手术。

　　几十年后我回到农村一看，比我在的时候更坏。当年的赤脚医生全到城里大医院，当院长当主任了。农村还是缺医少药，你怎么衡量这个成功？

　　

　　■破庙门板上开膛惊动京城太医

　　按：※※派专家团实地考察，认定他达到了大学毕业、有了两三年临床经验的正式医生水平。黄家驷教授亲自打手电帮他做手术……

　　在农村什么事都有，你什么病都得治。开颅手术不是我主动做的，（病人）他放炮的时候，把一个骨头整个炸进去了。如果不撬出来，一打鼾，离死就不远了。去城里来不及，在我这儿就直接打开大脑办了。

　　最火的时候，好几台手术同时开始，流水作业。五、六个农民一字排开，肚子都豁开，然后我戴上手套依次咔咔几下，“缝！”

　　这时抱出一个孩子：“赶紧，没气了！”喉痉挛，人憋成紫蛋了。我捞出一个扎腰的手术针，咔嚓一下扎进气管里啦。气管太细，全是痰。赶紧把一个导尿管插进去，叫助手彭炎：赶紧吸！

　　大概是１９７４年，※※科教组派专家团到乡下考察我。北京第二医学院的副院长教授李光壁（音），带着各科的十几个专家医生教授来了。

　　他们到我窑洞一看，全是外语书，西安影印的英语医学杂志。写的病历大部分是英文的。我的女朋友懂英文，我一天背１５０个单词，通信全用英文。

　　李光壁啪地抽出一本：你还学德文呐？念念。他是留德的，浓眉大眼，很凶的样子。我念了一段，他没听懂一个字。我是按英语发音念德文的，没有人教我。他问，上面说的什么？我翻译了一遍，全对。

　　但看手术是最严格的，他们都是国内顶尖的临床医生啊。他们不相信在这么简陋的窑洞里能做这么大的手术，中国医学科学院黄家驷老院长就站在旁边。我大概是全国知青典型中唯一接受专业考察的。

　　他们这些主任们就很震惊，回来给科教组写了个报告，转发全国。黄老把我列为吴阶平主编的《外科学》的正式编委。成为※※※主抓的※※※※麻醉领导小组成员。

　　回来就出名了，一大帮※※北京医学院大夫来，一大帮本地赤脚医生来实习。我们自己种地，制药、盖房子。村里住满了来看病的老乡，一大片人，非要我摸一下不可。

　　报纸、小说、电影，还被编入小学和中学的语文课本。北京电视台拍片，新影专题片：赤脚医生孙立哲。电影不是《春苗》，叫《红雨》。

　　原来我的名字是“喆”。人民日报登曹古溪写的文章时，没有“喆”这个铅字。人家有文化，说古代“喆”“哲”是通用的

　　19７６年唐山大地震，头一辆进入唐山的卫生列车，我是几百名医护人员的医疗总负责。半夜进到丰润，到处是伤员，臭极了。我们唱歌、抢救、手术，一列车伤员，拉到萧县。

　　

　　■一看讲演稿成了大结巴

　　按：他成了在几千万知识青年群体里，※※※圈定的五位典型之一。孙立哲被召到北京做万人报告，但一看讲稿，他傻了。

　　最早是１９７１年，县里派人找到我：你是孙立哲吗？让你参加一个回北京的汇报团。就像是天上掉馅饼一样，居然第二天让我去延安。

　　内容先试讲一次，行医怎么学毛选？把我难住了，毛选没学，哪儿有工夫啊。北京写作组几个笔杆子熬了好几夜，听各种消息，给我编了一个稿。

　　我一看，没法讲。讲第一次做手术，把贫下中农肚子打开以后，耳边响起※※※的教导：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顿时心中充满了力量，快速找到了破裂的胃，把穿孔迅速缝合。这是※※※思想的伟大胜利，※※※万岁的欢呼响彻云霄。

　　这哪儿跟哪儿啊，纯说瞎话。这肚子打开了，我啊怎么想？满肚子血呼呼地直冒，找不着伤口啊，心里直冒凉气。

　　然后心里发生巨大障碍。我从小有一个大问题，我大结巴，能说话，但是让我演讲，没有实话就没法讲。

　　那天晚上在延安地区招待所，也就七八十人，听我试讲。我就讲了三句话，喝了三暖壶水。以后结巴到一个字也讲不出来。一个是紧张，一是纯假话。

　　主持会的也愣了：这要当先进不就出娄子了嘛，不会说人话？！这是送回去还是接着讲啊。北京说，学习毛选树立的典型我们最生动的就是他了。找我谈话，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对着大树，赶紧练，念稿。

　　这时出娄子了。一个老头追到延安来，哮喘发作。我大树底下，稿也得念，病也得看。拿长针扎，一紧张，把肺给扎漏了。我浑身发软，什么设备都没有，赶紧找我的大针管，一针扎到肺里，用负压吸。

　　我就一边念着这稿子，一边抽，这老先生真行，出不来气，坚持着。抽了一天多，稿子给生背下来了。为什么呢？没有活路了，我要被遣返农村，我心里扭曲啊。但意外的收获是，结巴治好了。

　　到北京讲座，开始是背稿。后来就脱稿。讲真事就生动了，我从一个字不会说的大结巴到口若悬河。到什么程度呢？一天三场，一个月１００多场报告。敲锣打鼓，夹道欢迎。

　　最大的一次是１９７４年３月５日，全市纪念※※多少周年。工人体育场是主会场，全北京２８个分会场，几十万人听。吴德主持，谢静宜开幕讲话。两个发言的，我是代表农民的，工人代表是马小六。

　　谢静宜说讲得好，高校讲了一遍，各医学院医院敲锣打鼓抢。在清华附中也讲，常振明就在下面听着。这触发了第二次下乡高潮，很多学生坚决要求去延安，一部分就是叫我忽悠的。

　　这个（影响）还扩大到国外。我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了欧洲和非洲，那时出国是很罕见的。１９７３年访问法国，穿着中山装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像个怪物。我对西方的发达感到震惊，隐约觉得中国要出大事。

   ......

       上圖是孫立哲用過的手術床，這幅是他用過的手術器械。

《龍門陣》

    再講講孙立哲吧。他原名孙立喆，１９５１年１１月生。１９６４年考入清华附中；1969年初插队成为赤脚医生。1979年，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现为首都医科大学）读硕士学位；1982年，赴澳洲留学；1983年，考入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器官移植免疫博士学位。后在多国攻读多学科的学位。１９８５年在美国创办万国图文电脑出版集团公司；1993年回国创业。创办多家万国系列公司任董事长，并兼任清华大学等著名大学教授。

　　孙立哲的传奇持续时间之长为当代人少有。自1968年从清华附中到陕北插队，在土窑洞里为农民做了上千例手术，被※※※钦点为全国知青先进典型；※※后因坚持赤脚医生政策被隔离批判，被万民折惊动的※※※亲自过问解救。

    這是展覽裏展示的孫立哲用過的物品。

    在這裏看到了兩位知青，我没見過他們，可是我的父親見過他們。我的父親那時作為首都支援延安領導小組成員在延安工作過幾年，他曾和我說過在陝北見到過幾個北京知青，十分了得，印象最深的有四位。有兩個是哥兒倆，足球踢得特别好，那就是張路和他弟弟（张路後來成为中国足坛资深的足球评论员，现任北京国安俱乐部副董事长）。另外兩個就是在這兒看到的史铁生和孫立哲。
   先說說史铁生。他原籍河北涿县，1951年出生于北京，196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1969年去延安一带插队。因双腿瘫痪于1972年回到北京。后来又患肾病并发展到尿毒症，需要靠透析维持生命。自称是“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史铁生创作的散文《我与地坛》鼓励了无数的人。2002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残疾人协会评议委员会委员。2010年12月31日凌晨3点46分因突发脑溢血逝世。
    轉發一篇能簡要介紹他的文章：
    史铁生，1951年1月4日出生于北京，河北涿县（今涿州市）人，.是中国电影编剧，著名小说家，文学家。生前曾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驻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残疾人作家协会副主席。1958年入北京东城区王大人胡同小学读书，1967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1969年到陕西延川插队落户。1972年回北京，1974—1981年在北京新桥街道工厂做工，后因瘫痪而停薪留职，回家养病。
    197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以后陆续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1983年他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从1986年起，即为北京作家协会合同制作家，后为北京作家协会驻会作家，一级作家职称。1996年11月，短篇小说《老屋小记》获得《东海》文学月刊“三十万东海文学巨奖”金奖。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作品风格清新，温馨，富有哲理和幽默感，在表现方法上追求现实主义和象征手法的结合，在真实反映生活的基础上注意吸收现代小说的表现技巧，从成名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到《插队的故事》，作品从内容到形式技巧都显出异乎寻常平淡而拙朴，属意蕴深沉的“散文化”作品。
另外，他还创作了电影剧本《多梦时节》《与人合作》、《死神与少女》等，《死神与少女》属于一种新的电影类型——诗电影，这为电影类型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这两部影片都由林洪洞执导，第三届儿童电影童牛奖艺术追求特别奖，《死神与少女》以其对人生价值的探索于1989年获保加利亚第十三届瓦尔纳国际红十字会与健康电影节荣誉奖。　
    史铁生著有短篇小说《午餐半小时》《我们的角落》《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命若琴弦》《第一人称》《别人》《老屋小记》；中篇小说《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插队的故事》《礼拜日》《原罪·宿命》《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小说三篇》《中篇1或短篇4》等；散文《好运设计》《我与地坛》《墙下短记》《足球内外》；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曾先后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以及多种全国文学刊物奖。已出版作品散文集《一个人的记忆》《灵魂的事》《答自己问》《我与地坛》《病隙碎笔》《扶轮问路》长篇小说《务虚笔记》,《秋天的怀念》被选入冀教版小学六年级课本，也被选入语文上海版中学七年级课本。
    史铁生多年来与疾病顽强抗争，在病榻上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广为人知的文学作品。他的作品多次获得国内外重要文学奖项，多部作品被译为日、英、法、德等文字在海外出版。他为人低调，严于律己，品德高尚，是作家中的楷模。
2010年12月31日凌晨3点46分，史铁生因突发脑溢血在北京宣武医院抢救无效去世。根据其生前遗愿，他的脊椎、大脑将捐给医学研究；他的肝脏将捐给需要的患者。
    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连在了一起，在自己的“写作之夜”，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他的《病隙碎笔》作为二OO二年度中国文学最为重要的收获，一如既往地思考着生与死、残缺与爱情、苦难与信仰、写作与艺术等重大问题，并解答了“我”如何在场、如何活出意义来这些普遍性的精神难题。当多数作家在消费主义时代里放弃面对人的基本状况时，史铁生却居住在自己的内心，仍旧苦苦追索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光辉，仍旧坚定地向存在的荒凉地带进发，坚定地与未明事物作斗争，这种勇气和执着，深深地唤起了我们对自身所处境遇的警醒和关怀。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2年度杰出成就奖得主史铁生授奖词

《龍門陣》

當年我們也有這樣的證書。

《龍門陣》

都是知青，他們早走了，我們還活着。
向他們致敬！默哀！

《龍門陣》

都是知青，他們早走了，我們還活着。
向他們致敬！默哀！

《龍門陣》

那時有多少知青，多少年輕而寶貴的生命就這樣不明不白的逝去了......

《龍門陣》

這條標語是當時我們和貧下中農們打語錄仗時他們說的頭一條，他們說，下面學習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我們則說，打開※※※語錄第xx頁，偉大領袖※※※教導我們:"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

《龍門陣》

    這幅畫畫的真好。看着它就想到我當時去插隊出發的情景：1976年3月16日，陰天。在學校操場上有好幾輛這樣的汽車，我們坐在裏面，外面是無數的送行親人，汽車開動輪子緩緩前行時，大家都哭了，有的人邊哭邊跟着汽車跑......

《龍門陣》

記不清這是什麼館了，反正是說“知青”的。

自己也當過知青，看着很有感觸。

這樣的口號我們當時幾乎天天見，我們常說的和貼出的標語與這個大同小異。
我們說的是：“扎根農村幹革命    鐵心務農志不移”